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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的起源和发展

作为人类，我们有很多普通的需要，这些需要并不是某个年龄段所固有的。需求之一就是要保护所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需要就引申出了不止一个产业——包括保险、安保、赋税计划和托管服务，毫不奇怪，这些大致上就是最初的“离岸”。

在后者上，似乎许多年以前，一些富人就已经将自己的财务交给迪洛斯岛（希腊边的一个小鸟）的居民保管。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离岸”资产的概念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无论如何，海洋就是证据：

“离岸”的概念是建立在“在岸”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岸”的概念确实是独立于“离岸”之外的。也就是说，“离岸”单方面依赖“在岸”。因此，“离岸”的概念是“在岸”的逻辑延伸，这样一来，主权国家便可以定义为两个领域……因此，“离岸”并不是主权定界的陈述，而是一个国家与其领土之间关系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新海岸》隐喻的凝练。海岸的隐喻映射了“离岸”的法律原则，即《海洋之法》。

在这方面，还有文献说道：
国家主权在离岸的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扮演了限制和扭曲的角色。离岸的重要性以及将离岸与其他国际性的放松管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将经济活动推向了那些它们本不该发生的区域。严格地说，开曼群岛成为世界第五大金融中心并没有经济动因，同样、马歇尔岛和瓦努阿图或利比里亚成为航运巨头也让人无法解释。为什么太平洋的小岛会站在通讯革命的前沿？没有很明显的经济原因可解释，同样地，圭亚那和纽埃岛地理位置上的相关区域转移，与比较优势理论直接矛盾的是，离岸却出现了相反的作用。因此，离岸在政治和监管制度上扭曲了国际资金的分布制度……离岸……不是关于经济效率的，相反，按严格的经济术语讲，它是关于经济无效的，它使经济行为远离它们的“自然”位置，集中于它们不应出现的地方。

“离岸”的发展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当时税率上升（美国达到90%），美国和英国都限制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尽管这只影响到了十分富裕的那批人。不可避免地，资产离开了税率高的地区，到了“离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遗产税和高税率的执行使“离岸”更具吸引力，消费者的范围更广了，且由于对“离岸”服务和设施的需要不断增加，其供应也随之增加。过去实行《盎格鲁——撒克逊大陆法》的英国殖民地是发展这种商业的绝佳地点，与此同时，对利润的追求促使一些原本以农业和旅游为主的小岛“离岸”业务的发展。

有趣的是，OECD曾经说，在“离岸”银行方面，“源于内部反竞争的需要已经大大控制了在岸金融市场，未改革的组织也强烈地抑制了客户对国家或外部金融调节的特定需求”。

据说：“离岸”一词有着英国根源。英国的富人不仅面临着极高的税收负担，同时还面临外汇管制。然而，外汇管制并不是适用于每个地区，将资产转移至“离岸”地区就是富人们保存财产的权宜之计。同时，由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在香港、百慕大和海峡群岛建立集体投资计划出售给移居者，英国的基金管理人也被认为是“离岸”行为发展的先驱。移居者利用这种工具保护他们免交英国对非所得收入所征收的高税负。这种趋势不断发展。

国际证券市场协会首席执行官Johns认为，“离岸”的发展是基于以下原因：

A、高税收，限制性政策和法规以及全球化的国有货币和资本市场；
B、离岸金融中心已成为“国际无形产品中心”的枢纽，但从在岸的世界贸易和资金市场中分离出来演变成了“收入避难所”；
C、通信的发展使相关信息的获取更加及时；
D、欧洲通货市场的产生是关键因素；
E、离岸金融中心建立了全球二级贸易市场以支撑世界资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