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楼继伟在接受采访时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G20／OECD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已圆满完成，将提交11月在安塔利亚举行的G20峰会批准。

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简称BEPS），旨在修改国际税收规则，遏止国际逃避税行为，规范国际商贸投资环境，有60多个国家参与。

楼继伟说，推进这一行动计划的下一步重在落实。当前一些成员实施的税收政策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形成了“税收洼地”，造成不公平竞争，而发展中国家是转移定价问题最大受害者。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加快推进各自国内改革和立法进程，促进公平竞争；二要在国际层面规范全球税制，建立更为包容、透明、公平的机制。（完）

什么是G20？

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G8）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该组织的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以往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因此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美欧金融监管改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限制金融过度自由化、防范金融监管失效、加强消费者金融保护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制度性缺陷难消，美欧未来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隐患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需对此保持警惕

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有效运行的最后“堡垒”，负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维系金融市场公平与透明、监控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等目标。但在现实中，这一最后“堡垒”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影响至今，是金融监管“失职”的典型例子。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加强金融监管合作、防止金融风险的跨国蔓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广泛共识。欧美一方面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多边平台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也积极开展双边合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在会计准则的趋同、跨国资产管理公司和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上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近期，欧盟希望能将金融监管问题纳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欧美在金融监管领域加深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但由于各自利益的差异，达成一致的难度也比较大。

美欧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各有侧重，但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金融稳定的制度基础

近年来，美欧等国对系统性风险、市场缺陷和监管漏洞等薄弱环节进行了重大改革，特别是结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塑造了金融监管新体系，虽各有侧重，但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金融稳定的制度基础，呈现出新的特点。

特点一：监管模式从功能导向向目标导向型转变

金融监管体系由两个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业务行为监管的监管机构组成，因此称作“双峰监管”模式。其长处在于灵活度高，可以更好地协调监管力量以应对金融创新和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2008年，美国财政部公布《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以下称《蓝图》），提出由功能导向型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型，而目标导向型监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由美联储负责的金融市场稳定监管；二是由新建机构负责审慎金融监管；三是由新建机构负责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的商业行为监管。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称《多德法案》），在第一和第三个层面上分别增设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向基于目标的金融监管模式迈出重要一步。2013年，英国放弃了原有的单一综合监管者模式，废除了金融服务局，其原有职能分别由新成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欧洲则成立了银行、保险、证券三个欧盟层面的专业性监管机构。

特点二：监管职能有向中央银行集中的趋势

《多德法案》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所有关系到金融系统稳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设施、储贷控股公司和证券控股公司均在其监管权限内。英国改革后，英格兰银行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于一体，是名符其实的超级监管者。

特点三：强调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

危机前的金融监管以局部风险监管为主。危机后美欧各国意识到，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并不代表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为此积极推动将宏观审慎监管纳入监管框架内。美国、英国和欧盟建立健全了基于系统性风险应对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均成立了专门负责监控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机构。

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并承担各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工作，并赋予美联储更大的监管实权。英国撤销了金融服务局，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监测和评估。欧盟也专门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以监管整个欧洲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特点四：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原有监管体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问题。在金融产品不断复杂化的大环境下，金融消费者往往是缺乏维护自身权益途径的弱势群体，但同时也是金融业赖以生存的必要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后，如何重获金融消费者信任、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美国和英国分别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就是为了专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特点五：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此前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存在重大漏洞。对此，美国成立了联邦层面的保险业监管机构，实行“沃尔克法则”，其核心内容在于将危机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范围，严格限制银行进行自营交易以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

金融自由化向实体经济回归，去杠杆化较为明显，由内向外扩张趋势明显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欧金融自由化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美欧金融体系、市场结构以及风险分布格局。第一，金融自由化以金融创新为基础，目的是资本收益性，呈现极为明显的创新性、专业性和复杂性，资产证券化是典型代表。第二，金融自由化具有日益脱离监管体系的趋势，为了规避监管进行大范围监管套利，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有效性明显降低。第三，金融自由化改变了金融结构，影子银行体系的爆发式增长使其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甚至成为与商业银行不分伯仲的“平行银行体系”。最后，金融自由化使金融体系日益成为一个混业综合经营的系统，内在关联性及系统性风险急剧提升。

美欧金融自由化进程受到了危机的明显冲击，在金融监管新框架建立之后，美欧金融自由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金融自由化有向实体经济回归的趋势，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较为明显，其利润增速在过去4年持续低于制造业利润增速。二是金融自由化的信息披露制度更加充分，消费者保护机制更加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更加健全，同时风险处置更为完备，美国甚至推行“生前遗嘱”，前置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防范。三是金融自由化中的高杠杆、复杂性和投机性有所降低，特别是“沃尔克法则”限制了自营交易，混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准入自由等受到一定的限制。四是金融自由化有由内向外扩张的趋势，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了美欧近两年来的重大关切，美欧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倡导的投资自由化，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TTIP可能会深刻改革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秩序。

政治体制与金融制度矛盾难消，再次爆发危机的风险仍需警惕

在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在金融过度自由化、金融监管失效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自由化与监管有效性脱节以及金融风险与应对机制脱节等问题得到了改善。但是，美欧制度性错配仍没有根本消除，再次爆发危机的风险仍需警惕。

私人风险债务化、债务风险货币化是美欧最大的制度顽疾。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应对框架的核心是相似的：通过政府救援，将私人部门的风险公共化，公共风险债务化，而债务风险货币化。这将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一是债务风险将急速累积并显性化，债务危机将是最大的风险，欧债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二是长期而言，以货币政策应对结构问题可能会是无效的，而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将日益显现。三是公共部门风险的化解最后将冲击私人部门，从而进入一个风险自我循环体系，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将强化这个体系。

欧洲在其债务危机的应对中，建立健全了金融危机的应对机制和金融稳定机制。在欧元区及欧盟制度设计上，危机应对机制和金融稳定机制是缺失的，这导致欧债危机的应对一度被动化、政治化和分散化，直至欧洲稳定机制、长期再融资计划以及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的实施，才使得欧元区建立了真正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流动性支撑机制以及实质上的最后贷款人制度。

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是最大的金融风险环节。金融混业经营模式，是指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多业务、多品种、多方式的交叉经营和服务的总称，能在风险控制的原则下实现资源共享，被认为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混业经营有明显的优势，例如，有助于金融各个领域之间发挥协同作用和对风险的系统监管，为更合理使用、更快流动资金创造有利条件等。但其劣势也很明显，比如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垄断，产生不公平竞争，并且过大的综合性银行集团会有内部竞争和内部协调困难的问题，可能会招致新的更大的金融风险。

分业经营模式，是指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进行某种程度的“分开”管制，按程度不同通常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分离，金融机构不能经营非金融业务，也不能对非金融机构持股。二是金融业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子行业的分离，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各自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一个子行业中的金融机构不能经营其它两个子行业的业务。三是指银行、证券和保险各子行业内部有关业务的进一步分离，比如在银行业内部，经营长、短期银行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分离，经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分离；在证券业内部，经营证券承销业务、证券交易业务、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做市商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分离；在保险业内部，经营财产保险业务、人身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分离等。

危机之后，部分监管漏洞在监管体系改革中被填补，但是，混业经营自由化趋势未来将更加明显，而分业监管体系在改革中实际上被强化。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自由化经营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但是，混业自由化经营的风险可能被低估了。这是未来美欧金融风险爆发的又一制度根源。

最后是政治体制与金融制度的矛盾性。美国政治决策过程号称“民主”，但是，金融风险应对机制往往被过度政治化，这将可能引发重大的黑天鹅事件（指意料之外但足以改变一切的事件，存在于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导致系统性风险。比如，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成为政治闹剧，一旦债务违约成为显性风险，那么美国国债将丧失最安全抵押品的地位，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崩溃。对于欧元区而言，最大的制度错配依然是成员国财政政策分散化和货币政策一体化的二元结构矛盾，在政治一体化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之前，欧元区难以消弭这个二元结构矛盾，欧元区的稳定性存在重大的制度性隐患。

发展中国家应警惕“溢出”效应，有效地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积极参与新规则制定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欧美国家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具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会有“溢出”效应，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应新的形势，积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首先，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并结合各国国情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积极对接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创新金融监管模式，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提高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强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高风险金融业务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促进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稳健发展。

其次，防范跨国银行“监管套利”所带来的风险。由于欧美金融监管更加严格，部分跨国银行出于“监管套利”的目的，可能会把部分金融创新业务转移到监管环境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些离岸中心来进行。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银行、分享金融创新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提高警惕，慎防泡沫风险。

再次，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新标准的制定。发展中国家过去一直是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适应者、遵循者。但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影响力逐步上升，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变革也就有了更足的底气。今后，发展中国家应当以更加自信、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标准，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新规范的过程中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这样才能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核心利益。

本版文章作者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

“避税天堂”又遭政策棒喝。

继9月5日，瑞士和美国达成协议，旨在杜绝借助银行保密账户逃税行为。9月6日，二十国集团（下称Ｇ２０）峰会就打击全球逃税又取得重大进展，Ｇ２０领导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同意在2015年底前开始执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新标准——自动交换税收情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价称，这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一步”。市场分析认为，这一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全球打击逃避税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并将进一步遏制大型跨国企业利用“避税天堂”逃税的问题。

税收合作大事记

●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呼吁采取行动打击国际逃避税

● 2010年5月，经合组织对1988年制订的《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进行修订

● 2011年6月1日，经议定书修订后的《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生效

● 2013年7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支持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框架内的税收情报自动交换作为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的新标准

● 2013年9月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同意在2015年底前开始执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新标准

打击逃税取得重大突破

2015年底前开始执行国际税收交换新标准——自动情报交换，二十国集团将拥有统一的信息交换规则，并且跨国企业集团还应在其获得盈利的地点缴税

跨国逃税，是指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税收上的好处，常会转移一些利润到低税收国家，以便支付很少甚至不用支付税费。据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55%的国际贸易和35%的资金流动从“避税天堂”过境，“避税天堂”涉及约1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

避税令多国政府遭受损失。研究与倡议团体租税正义联盟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因逃税问题损失总医保预算的98%。玻利维亚的逃税金额是这个产油国健保支出的逾４倍。俄罗斯则是３倍多。而希腊与意大利，每4欧元产值就有逾1欧元隐藏在地下经济。

更糟糕的是，包括谷歌、亚马逊、苹果和星巴克等大公司也参与避税计划，引发全球关注。

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税收透明化，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一致同意在2015年底前开始执行国际税收交换新标准——自动情报交换。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峰会后对记者说，不仅是发达国家会采取新的税务条例，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分享税务条规”。

据记者了解，“自动情报交换”标准从目前的根据某成员国要求交换信息过渡到自动交换纳税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信息，因此各国政府能够了解纳税人在海外的资产状况（开设离岸账户、汇款、注册离岸公司等）。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今后，Ｇ２０将拥有统一的信息交换规则，并且跨国企业集团还应在其获得盈利的地点缴税。

中国深入打击跨国逃税

2012年中国反避税对税收增收贡献346亿元，是2008年的27.9倍。中国8月27日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世界上最强大的二十国集团所有成员国无一例外地全部加入

中国也深受逃税之害。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7月底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反避税对税收增收贡献346亿元，是2008年的27.9倍。此外，五年来通过转让定价相互磋商为跨境纳税人消除国际双重征税195亿元。

8月27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代表中国政府在法国巴黎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新华社评论称此举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利用国际税收征管协作提高对跨境纳税人的税收服务和征管水平，有助于营造公平透明的税收环境，旨在打击国际范围内的偷税漏税现象。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合作、堵塞跨境逃税漏洞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加入这一国际税收公约之后，除了将有利于打击海外的逃税行为，对反腐工作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据悉，目前已有50多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并有70个国家原则上作出承诺，为打击隐匿海外财产构建了新的国际合作框架。中国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后，世界上最强大的Ｇ２０所有成员国无一例外地全部加入，因此中国此举格外受到欢迎，并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迫使最后的顽固派国家加入公约。荷兰发展合作部部长Lilianna Ploemen表示：“跨国公司通过利用税收协议中的漏洞和各国税收条例的差异可以实现逃税。这就意味着贫困国家的税收减少，能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上的资金缩水。”

关键词:美元地位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其中有一点备受各方关注，即特别提款权(SDR)的转型议题。这一倡议着眼于将SDR转型为“超储备货币”，打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一枝独秀的现状。

周小川提出这一建议之后，同在“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立即赞同。联合国金融、经济改革咨询团3月26日也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敦促世界领导人同意构建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体系。

有专家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经常账户的巨大赤字，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确实比较危险。但SDR转型为“超储备货币”，打破美元霸主地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终可能只会成为给美国施压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如果想取代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国85%的支持率。但IMF内部的话语权不是按成员数量平均分配，而是各国份额不同。仅美国一家，就掌握了17%的话语权。因此，要达到改革目的，必须打破现状，提高新兴国家在IMF中的份额。

关键词:IMF规模

2008年下半年，IMF所掌握的金融资源约有2500亿美元。但随着危机爆发，IMF连续为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家借出资金，资源面临枯竭。

因此，美国、欧洲纷纷提出对IMF进行增资，将其可动用的金融资源提高到5000亿美元，同时赋予其更多职权，提高IMF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前不久结束的G20财长会议曾发布公报，同意向IMF增资，扩大IMF在危机应对中的作用。

增资涉及到各成员国在IMF的份额问题。分析认为，如果发达国家希望新兴发展中国家拿出更多资金，就必须在份额上做出让步。

关键词:金融监管

这次危机让人们看到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对于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欧美一直存在分歧。美国希望欧盟主要经济体扩大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但欧盟认为，相比经济刺激计划，制定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更为重要。这样的分歧可能会对双方造成伤害：美国人可能花费过多，造成通胀爆发;而欧洲人的谨慎可能延长衰退时间。全球经济也势必受到以上结果连累。

目前看来，欧盟的举动似乎有效。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弗洛曼就表示，奥巴马愿意推动制定一项全新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但是，G20峰会是否真的能拿出各方满意的监管措施，依然是个未知数。

关键词:贸易保护

1931年，发达国家曾在伦敦召开峰会商讨如何避免经济衰退，但最后却陷入了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引发全球衰退的恶果。因此，在这次的伦敦峰会中，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再现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多达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其中，美国的“买国货”政策和法国汽车厂纷纷从东欧搬回国最受关注。一个被认为开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坏头，一个被看作东西欧裂痕因为金融危机而扩大的明证。但是，在发达国家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希望他们依然按照原有规则办事本身就不太现实。

因此，分析认为，尽管各方期待G20峰会出台关于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但在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达成实质性的约束性机制依然存在一定难度。

王岐山在《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

支持增加IMF财政资源

G20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了中国政府有关原则立场。王岐山在文章中就如何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在确保安全和合理回报的前提下，中方支持增加IMF的财政资源。中方愿意积极参加筹集资源办法的探索，并尽自己所能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通过以配额为基础的体系以及自愿捐助两种途径来调动资源，以取得贡献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曾呼吁，中国应把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贡献给IMF作为援助资金。王岐山在文章中回应说，资源增加的规模应考虑国家之间的差异而定，这些差异包括发展的阶段，人均GDP，外汇储备的性质、构成和支撑，以及该国经济安全对外汇储备的依赖程度等。“仅仅通过外汇储备的规模大小来确定贡献的规模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国首脑刮起“嘴上风暴”

这次参加G20峰会的发达国家中，基本上形成了以美英为一方，以法德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阵营，在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先刮起了“嘴上风暴”。

英国首相布朗为说服与会领导人在峰会上达成他称为“财政刺激”的经济振兴方案，过去一个月内他相继访问欧洲联盟总部、美国、巴西、智利和法国。用他的话说，“世界每个成员必须成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然而，法国和德国反对声日渐强烈，澳大利亚也不赞成。一些媒体形容这些西方国家分裂为美英“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和“法德同盟”。

与英国、美国相反，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主张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监管力度，不赞成以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上周说，把增加公共开支列入各国共同行动方案将致使经济复苏“不可持续”。

布朗3月30日晚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通电话。唐宁街10号形容这次通话“有建设性，气氛友好”。但萨科齐次日威胁说，如果峰会不能在严格金融监管和打击离岸“避税天堂”上令法国满意，他将退出会议。

萨科齐1日说，他与默克尔交换意见后均认为，与会各方间“尚未达成牢固协议”，峰会公报不应由“错误妥协”构成。“从眼下立场看，法国和德国均对(草案)提议不满”。

对于法德的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1日在与英国首相布朗会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二十国集团的立场分歧“被大大地夸大了”。奥巴马说，他与会不仅要阐明美方立场，而且也是“来倾听”其他国家声音的。他表示相信，与会各方能够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广泛的一致”。

救市观点“亮剑”

美国：“救”字为先

美国在会前屡次敦促欧盟国家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从而帮助全球经济脱困，但是遭到了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的抵制。

就在伦敦峰会前一个星期，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欧盟有所靠近，并开始“转守为攻”。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3月26日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伦敦峰会上力主提高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当天，盖特纳还宣布了美国强化金融监管的改革框架，拟对诸如对冲基金之类的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实行更严格的监管。盖特纳表示，美国将确保全球标准向自己的“高标准”看齐。

欧盟：“改”字当头

与美国相反，欧盟把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视为伦敦峰会的重中之重。

欧盟主张，所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市场参与者无一例外都必须受到适当的监管和监督。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3月31日表示，欧盟希望伦敦峰会能就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准则、避税天堂、企业高管薪酬安排和资本充足率等金融改革议题作出具体承诺。

在拯救实体经济问题上，欧盟则拒绝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主张重在落实现有计划，并强调应加强各国间协调。巴罗佐表示，欧盟将提出各国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应注意财政的中长期稳定。

新兴经济体：“权”字要争

作为二十国集团内部第三支重要力量，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打破现行国际金融体系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局面，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发言权。

有着“金砖四国”之称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日前一致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且改革进程必须充分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保证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地位。

“金砖四国”主张，所有金融活动必须置于充分的监管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强化其监控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更加重视对全体成员国的公平监控，尤其是重视对那些有着巨额跨国资金流动、拥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达国家的监控。

此外，“金砖四国”还敦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并确保宏观经济政策更为平衡、积极和协调。

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同时希望，伦敦峰会能够遏制住保护主义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提供帮助。

发展中国家：着眼“新”体系

在举世瞩目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即将在伦敦召开之际，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建议，强烈要求国际金融体系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将在峰会上提议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推动多边金融体系改革。墨西哥经济学家、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杜塞尔·彼得斯日前对新华社记者说，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共同立场，扩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G20的变数：G3?还是G2?

G20伦敦峰会定于今日开幕。有人说，这将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将在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展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共识，传达各国应对危机的信心和合作的意愿。也有人说，它将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因为，它无法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会凸现各国的分歧和矛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金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G20峰会后果难料。江涌表示，G20正式运作不到半年时间，远未成熟;而且，G20还面临分化的可能。杜金岷则表示，G20有一个缺陷——它目前仍是一个应急磋商机制，内部矛盾重重，效力不高。

然而，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压面前，G20峰会仍有其值得期待之处。两位专家均表示，G20伦敦峰会能够达成某些共识，传递某些信心，就已是不错的成果。目前来说，G20仍是一个好过以往的新机制。

世界格局开始调整

广州日报：全球金融危机在去年爆发后，G20似乎一夜之间走到了国际舞台中心。面对此次危机，为什么世界选择了G20而非其他机制呢?

江涌：在G20登台之前，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有其他调节机制，主要是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残余，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后来则发展出西方七国集团(G7)，即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机制协调世界经济。后来，G7(包括后来加上俄罗斯的G8)还建立了与发展中大国沟通的机制，即所谓的G8+5对话机制。

杜金岷：1999年诞生的G20机制是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设立的。由于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世界经济大致较为太平，G20的作用没有体现。

但本次危机的影响十分广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落后国家都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秩序面临很多问题和担忧，不是单个国家所能独自解决的，也不是G7所能解决的。

可以说，从G7到G20，本身就是最近20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体现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调整，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日益活跃。

广州日报：G20能否担当起拯救世界经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重任?

江涌：如果G20成员国精诚团结，真正合作协调一致，它可以担负起这项重任。G20成员国的GDP总值占全世界的90%;贸易占全球的80%，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二，因此，理论上，它有可能担负起重任。

但从现实角度看，G20很难担负起拯救世界经济的重任。G20成员国形形色色，利益千差万别，心思各不一致，议题互不相同。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G7已经难以协调彼此立场，由更多不同国家组成的G20在协调方面将面临更大困难。

杜金岷：在G20成员国中，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大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欧盟重视金融监管，美国热衷经济刺激，中国提出了美元地位问题，其间博弈十分复杂，需要多边协调。

G20前途未卜

广州日报：G20机制本身存在哪些缺陷?

江涌：G20从去年正式运作到现在，只有大约半年时间，G20没有相应的机构进行协调。

杜金岷：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效力不高，这是因为G20包括太多国家，太难协调，很难达成共识。

广州日报：既然存在缺陷，那么，G20峰会召开的意义是什么?

江涌：G20峰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就目前来说，世界也需要这种象征意义。G20是一个合适的对话机制。

杜金岷：本次G20峰会，只要不变成各国自说自话，争吵不休，只强调自身利益就算很好。伦敦峰会只可能做到两点：一、达成共识性的东西;二、传递信心，尤其是向全球企业家和工商界传递信心，这对于恢复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广州日报：G20的命运会怎样，它将逐渐完善，还是前景不明?

杜金岷：就目前看，G20主要是一种危机处理小组的角色，至于未来走向是经常性机制还是应急处理机制，取决于其眼下的运行效果。如果运行不顺，未来完全有可能被其他机制所取代。

江涌：改善G20机制面临不少问题。美国仍在竭力维护其特权地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愿放弃特权。此外，G20还面临分化组合的可能。有欧洲国家提出了所谓欧盟+美国+中国的“G3”概念;还有美国学者则提出了所谓“G2”(中国+美国)的说法。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G20前途未卜。

圆桌会议

专家资料

江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

点睛语

G20还面临分化组合的可能。有欧洲国家提出了所谓欧盟+美国+中国的“G3”概念;还有美国学者则提出了所谓“G2”(中国+美国)的说法。

专家资料

杜金岷：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点睛语

伦敦峰会只可能做到两点：一、达成共识性的东西;二、传递信心，尤其是向全球企业家和工商界传递信心，这对于恢复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背景资料：

全球救市大事记

以下是2008年9月以来，世界各国采取的一些重大救市措施。

2008年

9月7日至16日，美国政府先后接管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等重要金融机构。

10月1日和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

10月12日，欧元区15国首脑在欧元区首次峰会上通过行动计划，同意各成员国为银行再融资提供担保并入股银行。德、法等国此后纷纷出台各自救市措施。

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约27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两年投资约4万亿元人民币。

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就国际社会加强协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支持经济增长达成一致，并呼吁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

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投入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

12月12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就一项总额约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达成一致。

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总计达174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以救援陷入困境的美国汽车业。

2009年

1月12日，德国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将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内投入总额最高为500亿欧元的资金。

2月13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3月20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资金规模，并决定为此提供750亿欧元(约合1000亿美元)。欧盟领导人还决定，将把对中东欧成员国提供的紧急财政支持的危机基金规模扩大一倍，增至500亿欧元。

3月22日，美国宣布将利用政府和私人部门资金，购买金融机构“有毒资产”，最高购买额可能达1万亿美元。 (新华)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