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9日11时，北外滩，浦江饭店，远东最大的玻璃天棚舞厅内，显示屏上瞬间翻出交易数据。随之，铜锣声忙不迭响起。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锣声，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非比寻常的声音。

时隔23年，当年的两位改革拓荒者—已81岁的庄晓天和与他同龄的裴静之，在他们位于外滩的办公室内，还常能聚首。

都曾站在风口浪尖，都有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干劲，也一道经历过诸多惊心动魄，直到最后能够无愧地回想往事。

而今，他们对着窗外浦江涛声，想着上海正如火如荼推进着的自贸区建设。

“又逢改革时”，两位老人感慨。

别无选择的改革

上世纪80年代末，庄晓天是上海主管财贸金融的副市长。

他犹记朱鎔基同志1988年2月6日到任上海时的情形，“早晨下火车，朱鎔基同志下午就听取市财政局汇报，因为”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

但是，在把上海经济排摸一遍后，朱鎔基道出四个字—千疮百孔。

庄晓天回忆，那时，广东“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已起蓬头、“苏南模式”活力也引发关注，身为“计划经济大本营”的上海夹在当中，财政收入却连年滑坡。即便国务院同意上海自1988年起享受上缴基数为105亿元的“基数包干”政策，依旧颓势难挡。1989年12月2日，朱鎔基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感叹：“我现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啊！”

正是这次座谈会上，朱鎔基提及设立证券交易所。他说：“金融搞活了，可以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生存能力的提高……我看还是要大胆试点……”

庄晓天记得，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金融中心”这个略显敏感的词汇，被羞答答地提起。朱鎔基在会上还特地“避嫌”说，“上海发展的战略思想是搞金融中心”，这是香港日本劝业角丸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总经理毛玉亭和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格林伯格率先提出的。

朱鎔基所言金融之意义，对于焦头烂额的裴静之而言，感受太深刻了。

当时，裴静之是上海市政府计委副主任，上海重大建设项目资金，均由计委平衡，他是具体操作者。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财政连年滑坡的窘境下，哪来的钱解决城市建设？他自嘲说，想当年他殚精竭虑，建议实施电话初装费和煤气初装费这两个“名堂”，来解决电信和燃气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但是，何处不愁钱？哪里等得起？

裴静之的思想开悟得早。1980年，48岁的裴静之跟随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娄尔行远赴美国，开展中美比较会计研究。他们目瞪口呆地领略了美国的超市、高速公路、ATM机等，并从“负债建设”加快城市建设速度的理念中恍然大悟。受此启发，1988年，上海南浦大桥的批文尚在“半路”，靠着从亚洲开发银行借来的8.2亿元贷款，工程便争分夺秒开工了，裴静之急啊：“口袋里存够了钱再造桥修路？那要等到猴年马月？”

他自称是“市场经济派”，明白证券交易所是市场经济标志之一，也是资金的蓄水池，利用发行股票向全社会融资，就可筹集建设资金，用于高架、集装箱码头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此当朱基最后拍板 “上海抓金融的步子要大一点！”时，裴静之恨不得举双脚赞成。

他告诉记者，“拍板”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指定庄晓天、裴静之，以及当时上海体改办党组书记、副主任蒋铁柱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等人成立上海证券管理委员会。

一场几乎别无选择的改革，拉开序幕。

超前的思维

其实，证券交易对上海而言并不陌生。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涌现大量新办集体企业，它们一出生就处于国家“计划外”，向职工和社会集资便成为这类企业的生存之道。1984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成为“中国第一股”。投资者有了股票后又提出要转让，故而1986年，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南京西路建立国内首家专营股票交易的营业柜台，挂牌“飞乐音响”和1985年发行的“延中实业”2只股票。

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凡尔霖到访中国，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交所一枚所徽。小平同志则将一张50元面值的“飞乐音响”股票回赠给凡尔霖。那位认真的老外几天后到上海办理过户手续。

到了1989年，上海股份制企业已有多家，老百姓渐渐对柜台交易速度不满，希望成立一家专门买卖股票的场所，且提供更多上市股票。

1990年，朱鎔基要求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

此前，李祥瑞（原交通银行董事长）、裴静之、尉文渊（后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等人前往香港证券交易所考察。庄晓天告诉记者，考察团回沪后，“他们兴奋地谈论着，港交所里有好几个上海人，是解放前十里洋场里的证券”练习生”，数十年磨练后，他们都成了港交所中高层。”

至于选址，有人说新建，有人言改建，最后敲定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这里曾在1882年亮起过中国第一盏电灯，曾在1908年接通过中国第一部电话，这幢欧式建筑虽已破旧，但有老上海人爱去的舞池，“它令人勾起回忆，将证券交易所设在这里，也是恢复上海金融传统的一个标志”，庄晓天说。

关于交易方式，又令人踌躇。无非两种，一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用的，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动静很大，像菜市场，很闹猛”；另一种则是无声的计算机交易。庄晓天告诉记者，当时仅延中实业、真空电子等8只股票上市流通，俗称“老八股”，有人担心交易冷清，建议华尔街模式，至少能营造点现场气氛。但庄晓天认为需超前思维，“当时我预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有朝一日会成为亚洲第一，因此权衡再三，拍板索性一步到位，用计算机交易，现在看来，这步路走对了”，他颇得意。

还有要不要筹集外国资金。当年，不少华侨和在沪外籍人士也提出想买上海股票，但购买股票需凭本地身份证。既不能打击外资参与积极性，又要谨防投机，筹办者想出办法，同一家企业，设A股向境内居民发行，设B股向境外发行，A、B股间设立“三八线”，这又是上海首创。紧接着开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如法炮制。

上海自行审批上市？

1990年12月19日，中国股市历史性变革的一天。开市锣声一响，场内“红马甲”即刻爆发“手指战争”，他们接听电话，并迅速将客户价格敲入交易主机，撮合买卖双方。

就此，集中交易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成为中国股市新的游戏规则。

但开创性课题接踵而至。

上海证券交易监管委员会，由庄晓天担任管委会主任，裴静之担任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当务之急是推动上市公司扩容—不能让“老八股”唱独角戏，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更要解决大量优质企业急需上市融资解决生产的燃眉之急。但当年，中国证监会尚未成立，所有上海拟上市企业，全凭上海自己说了算，这赋予证管会极大的权力和挑战。

什么样的企业能上市？当年，裴静之反复思虑，在纸上写下3条：一，企业产品有市场，有发展后劲；二，企业效益良好有连续3年盈利；三，企业领导班子、总会计师人员素质优秀。

裴静之记得，当年上海定的调子是“发行证券宁肯慢一点，但要稳一点，搞乱了，出了大一点的问题，就搞臭了”。但企业依然争抢上市。庄晓天等负责同志一合计，索性下放事权，由各系统自行挑选急迫上市的企业，证管部门负责审批和监管。

机不可失啊！几乎每个系统推荐上来的企业股票发行量，都是额度的2倍。最后，庄晓天和裴静之心有不忍，又多番努力，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给予的4亿元额度，争取到了6亿多元。如今回想，大家倍感骄傲：“那6亿多元股票，实际能融到100亿元左右的资金，分到十几家企业头上，生产资金基本能翻番。”事实上，当年那些企业，池子里都已穷得发慌，通过先上市，拿到了资金，才真正迎来大发展，如“第一百货”上市后，才造起了东楼。

而庄晓天印象最深刻，当属“豫园商城”。豫园曾被朱鎔基批评“不要拿着金饭碗讨饭吃”，只因曾经，步入豫园，第一眼便见“万国旗”—商场楼上，内衣内裤、小孩尿布，全都不知害羞地晾晒在那里，这让陪同外宾的上海领导情何以堪？当年，南市区干部反反复复在庄晓天面前念叨：“豫园宏图难展，没钱，老百姓的动迁改造全都免谈！”

1992年5月，重组后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发行，共募集到6.2亿元资金，豫园人企盼已久的改造规划迅即启动，豫园从此扯下“万国旗”，并在1994年一跃成为“全国百家最大规模商业企业”第三名。

然而，当年那些目通八极、点化勾线的布局和“大权”在握者，手头竟无一张股票。庄晓天说，当时严格规定，处级以上干部不能买股票，“像我们这些搞证券工作的，更是碰都不能碰”。

两位老人至今保存着“老八股”，但那只是股票复制的样张而已，聊以纪念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绝密的“价格放开”

设想很大胆，试验很小心，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初写照。

交易规则曾被不断修改—开业第一周，交易所对二级市场价格实行涨停板和流量控制制度，即规定每个交易日的股价为5%的涨跌封顶，开业第二周，涨跌停板幅度又改为1%。所谓流量控制，就是当成交股数累计达到或超过发行总量3‰时，价格才能翻牌。

眼见这些小心翼翼，裴静之等人急煞：“国际上不带这样操作的，市场应有的波动也被人为限制了，股价若长期受涨停板约束、扭曲，股票交易就会被憋死啊！”

市场的确出现了平淡。1992年2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为319.02点，比1月底仅上升5.61点。为改变这种状况，交易所决定：2月18日起，对延中、飞乐2只股票放开价格，随行就市。当天，延中股票每股收盘价比开盘价上升70元左右，每股飞乐股份上升500多元。

静悄悄的改革，也已在更高层酝酿。裴静之回忆，当年，上海方面不懈请示国务院，强烈希望市场放开价格，“5月16日，时任市长黄菊突然告诉我，股票价格要放开了。当时徐匡迪副市长正在北京开会，黄菊让我打电话给徐匡迪，请徐匡迪再次请示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是否同意”。

裴静之紧张得要命。他专门用机关里的机密电话，打给徐匡迪。半小时后，收到回复，朱鎔基同意。

这一晚，裴静之辗转难眠，他严守机密。

1992年5月20日下午4点半召开新闻发布会，熬到下午4点，裴静之拟好“统发稿”，让打字员打出来。4点半，会上一公布价格完全放开的消息，证券公司老总们惊呆了。

第二天，1992年5月21日，后来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这天起到23日，股价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个月，股票和债券地位发生大逆转，原本每日交易额中债券占据80%，但这个大头，迅速被股票取代。

股票“火”起来了，买卖难的“吐槽”很快多起来。

1992年6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就刊登了一篇《解决证券买卖难刻不容缓》的文章，说的是上海拥有101个证券交易网点，但交易网点和吞吐量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参加交易者的增长速度。这年，上海开立股票账户的人数已达20万人，平均每个网点每天要拥集2000人之多，但每个网点每天只能接受委托买卖者千人不到，一些散户、小户欲抛无门，想买无路。

消息传到庄晓天这里，他忧心忡忡。当年，上海出现成千上万人认购股票、堵塞交通的极端场面，于是他支持开辟文化广场、虹口体育场、静安和黄浦工人体育场等大型交易市场，但仍无济于事，更出现发行新股前提前2天就有二三十万人排队的胜景。至今庄晓天依然后怕，“铁门也被挤破，所幸无人死亡”。可是这年，10余个新股计划发行，如何确保不出乱子？庄晓天和裴静之、蒋铁柱、周芝石等人反复商量，决定采用发行认购证的办法来解决股民排队争购新股的问题。

核心在于认购证的价格，定低了，引起抢购；定高了，没人买。市场化语境下的管理，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庄晓天们反复平衡，参照20%左右的得率（股票发行量和认购证发行比例），最后定价30元一张。这年，认购证共发行了207万份，扣除印刷和成本，约6000万元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社会福利机构。

发行认购证的防患于未然很快被验证。当年，深圳发生了“8.10新股认购事件”，地方官员被撤职。但除了安全之外，庄晓天们独创“认购证”的另一个好处，在于直接催生了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1992年，股份制改造提速，当年发行的股票从原定10余个增至近50个，认购证“洛阳纸贵”，一大批人通过认购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改革的“米道”

1993年初，庄晓天退下来，他和裴静之一起，转而又去掀开上海金融改革史的又一篇章—筹建浦发银行并力促其上市。

此前，中国证监会成立，上海证券交易监管委员会自动解散。

回想往事，庄晓天无憾：“在那个承上启下的时代，能够平稳度过，我想我对得起这个社会了。”

这句云淡风轻的话，无以掩盖曾经的云涌风起。改革哪有坦途？他何尝不被人指着鼻子骂“你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葬送在你们手里了”……

证券交易所成立2年后，小平同志这样说道：“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而在之前，改革者顶着压力，“斗争”了三四年。最尴尬时，北京来人，裴静之得事先打听，“他是偏市场还是偏计划，是姓社还是姓资，根据不同偏好，我们准备不同版本的稿子来汇报”。

但他跟庄晓天两人搭档、齐头并进，创物价改革、建立证券市场和力推浦发银行上市等一系列关卡时，“内心丝毫没有动摇过”。

忆当年义无反顾，庄晓天说，“我们都是工作了几十年的人了，尤其是10年文革，10年浪费，好不容易将中心转到经济工作上来，总希望做点事情”。何况，他还有一个敢于冲刺的理由：“证券交易所开业时，我虚岁59了，即便犯了啥错，大不了就撤职……改革嘛，首先要戒除个人患得患失的想法，说到底，就是要跟旧东西、旧思想做斗争，假若前怕狼后怕虎的，改革还能推进吗？”

改革者的毫无疑虑，大概也源自内心的坚定认识，“当时国家要求，从计划走向市场，而证券市场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我感到方向错不了”，庄晓天说。

在庄晓天看来，改革之所以能干成，关键在于“班子的素质”和“靠人去做”，但首要是“思想统一”，“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必须把底交代清楚，只要我们一心为公，对老百姓有利，心中坦荡，改革就没有顾虑！”

对于眼下上海正全速推进的自贸区建设，两位老人有些心痒痒，他们说：“上海自贸区中，转口贸易、离岸金融，都涉及改革智慧，哪个不需要闯劲和魄力？”

裴静之直言：“各部门都有相关利益，任何一项改革之举，祈求能够万事妥帖，顾及所有人都点头同意，这不仅是奢望，更可能一事无成。”

而谈到国家层面，二老呼吁“应从审批制转向法律监管机制，为改革创造成功的条件”。

81岁的裴静之，至今无法忘记当年的惶惑和自卑，“那时去港交所学习，对方虽客气，但内心肯定看不起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当年才8个股票，人家能看得起我们？”

可如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令香港乃至伦敦都侧目。

伟大基业，无法忘却和磨灭老人们的功绩。

他们的晚年，仍有改革和逐浪的痕迹。庄晓天的“金融情结”挥不去，近十年来，他始终在争取纯民营银行在市场中的一席之地，而裴静之则感慨，若非自己老矣，上海自贸区，他也跃跃欲试。

他无比留恋地来了一句：“改革的米道 （上海方言，意为味道），蛮好额。”

（部分内容参考人民出版社《朱鎔基上海讲话实录》）

解放网-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