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在最近的讲演和文章中提到一个公式：“6＋1”，即指：制造业是一条产业链，总共有7个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制造过程、批发经营和零售。制造是“1”，其他6个环节为“6”。郎咸平借此所说的观点是，“1”是硬的生产环节，具有三大特点：耗费资源、污染环境、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者。“6”的这些环节，对经营或技术要求高，而且盈利较为丰厚。在国际分工中，中国较多处于“1”的环节，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多处于“6”的环节。这样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某些领域就会相对处于劣势。

尽管笔者对郎咸平的有些观点并不苟同，却对他说的“6＋1”公式，表示赞同。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势头迅猛。我国出口产品的类型中，制造业的产品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制造业份额已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几，国际社会已然把中国看成一个制造业的“大平台”。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将“离岸经营”一章唯一的案例，定位于中国。因为中国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较为丰富的原材料、愈来愈好的基础设施、巨大的购买力以及经济运行和配置的广阔空间。也正因为此，在金融危机肆虐、一季度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处于“负数”的情况下，我国的GDP增长还能达到6.1％。

工业化是循序推进的。工业化初期，是轻工业发展比较充裕的时期。轻工业一般地说“投入有限、产出（即回报）迅速”，同时“最终消费品”多，有与消费者联系紧密的特征。然而，轻工业的产业资本太聚集以后，利润就会“摊薄”，产业资本会进行“转移”，逐步进入“投入资本量大、产出慢”的重化工业中。此时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房屋等建筑如春笋般崛起、汽车进入家庭，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剧增，工业化由此从“初期”进入“中期”。以后就是“深加工、科技含量增大和服务业发展”的“工业化后期”。目前我国的重化工业占工业的62％，上海的重化工业比例则达到74％。

据观察，我们的产业链中，“1”相对承担更多一点，“6”的环节中，客观地评价，并不是没有，而是属于最盈利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有“科技和品牌”含量的“干货”较少，甚至“真没有”。近期我考察过地处松江的达丰电脑公司，它主要以OEM（贴牌生产）方式生存，所组装的各类国际品牌的电脑数量居然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而平均企业获利每台为40美元。我所知的苏州微软鼠标公司，亦是采用OEM方式，最好的鼠标售价80美元一个，而苏州公司只拿到1美元一个。考察的另一家企业是地处长宁的希姆通电子公司，它就有许多ODM（委托设计）方式，盈利就明显要高一点。由此可见，我们一定程度上处于为发达国家“打工”的地位，赚“低端的钱”。有报道说，我国出口产品中约有60％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生产返销到海外的产品。有的外资企业的外方老板说，“我拿走了大笔的钱，给中国留下了GDP”。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存在的“第一问题”，就是“低成本竞争，资源流失”。

工业化的中期是跳不过去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此阶段。但我们能否比较快地增加产业链中的“深加工”部分，进一步提升科技含量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呢？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33位。据统计，世界上效益最好的50个顶级品牌中，美国有33个，其次是德国、日本，还有欧洲的发达国家，韩国有一个，中国一个也没有。我们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我国也拥有制造“两弹一星”、火箭飞船、绕月卫星、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世界尖端技术，但是，我们科技产品转化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低，反映国家实力的制造业产品并不雄厚。比如，我们的“神七”宇航员已经出舱实现太空行走了，而汶川地震中的救援大型直升飞机只能租用俄罗斯的，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飞机，很刺痛我的心”。

上海作为我国工业和技术水平及开放和配套水平较高的城市，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艰巨任务。我认为，产业升级离不开自主创新。上海的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结合，应该有个“率先”的要求，要有“当排头兵”的冲劲。《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出台，就是给了上海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上实现更大作为的一个重要机遇。上海的集装箱年吞吐规模已经达到2800万箱，居世界第二，与第一位的新加坡只差200万箱。但上海的船舶贷款、融资业务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不足1％，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箱量仅为5％，上海在航运指数期货、运费期权等航运价格衍生品方面也发展较慢。

由此，将金融运作与航运建设统筹考虑、协调操作，是上海下一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国务院的这个“意见”，还很有分量地要求上海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要将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与“两个中心”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多提升制造业中的“深加工”、“科技含量高”的部分，加大核心技术的掌控， 多点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多创新为制造业服务的新业态。另外，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也好，制造业提升水平也好，重要的基础和基点在企业，让企业有独立发展的各种权利，有增大研发投入、科技含量的良好外部环境和“争上”的驱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促使上海真正进入一个发展的“高速公路”。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委员、上海社科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