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策略的特征包括：

• 为税收目的，所有公司均要注册；
• 检查记录的有效性；
• 受益人所有权记录；
• 提供信息交换。

此处，有一个目标的协调性：合法的经济行为是被鼓励的，而那些有害的经济行为要有一个恰当的过滤器进行阻止，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将被要求支付高税率税。在这点上，马恩岛比直布罗陀、根西岛及新泽西要更有优势，因为非税收收入（据估计达到了2300万英镑）可以用增值税代替。然而，后者却没有增值税。在马恩岛，税收收入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2005年6月是5亿英镑）的7%，而增值税就占了 56%。

标准的零税率不适用于银行，银行比其它任何的商业机构都要缴纳更多的公司利息税。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在马恩岛是 10% ，银行将继续按这个税率纳税。

不久之后，新泽西（2002年11月19日）和根西岛（2002年11月22日）也宣布了相类似的打算。

到二零零六年，新泽西必须废除对国外公司（不对国内公司）的免税政策（当地的公司必须支付20%的公司税）。然而，税收却只完成了每年 3.65 亿英镑预算中的 2.02亿英镑。因此，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填补这个空缺。这就引发出了一些新泽西的居民针对给予新泽西金融服务业的声望而提出的严重问题……和其他避税天堂一样，由于屈服于跨国资本的改变，新泽西遭到了控告，而在跨国资本区内，最高职位是当地的律师、转移定价专家和税收制定者，在惧怕资金外逃的形势下，这有可能会让霍迪尼感到自豪……。

与此同时，开曼群岛开始担心，他们将会被迫接受欧洲司法局指令的自动生效。2003年3月，初审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规定，欧盟和英国都不能向英国的独立区强行执行该指令。尽管如此，2004年3月，开曼群岛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还是服从了，并且接受了储蓄税指令的条款。

出海减速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企业超过1,548家，其中约700家为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证券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尽管近两年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证券市场持续低迷，但内地民营企业赴港上市的热情并未减低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族企业。截至2012年7月31日，我们认定的在港上是的内地家族企业有182家。内地家族企业赴港上市继2009年(23家)和2010年(39家)两个高潮期后，在2011年及2012上半年受股市低迷影响略有回落，保持了一个相对冷静的上市速度，分别为17家和10家。

以2011年年报为基准，我们对182家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了分析。赴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与A股市场上的家族企业相差不大，净利润复合增长率约为34.8%。其中，有139家管理者为家族成员，另有43家约24%的企业选择了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也许是受香港企业文化氛围的影响，在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承继方面，职业经理人是相对更受欢迎的选择，有多达43家的企业将管理职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没有另创始人失望，在盈利能力中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和ROE这两个指标上，他们所管理的企业指标平均水平毫不逊色。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CEO由家族成员担任的企业尽管总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略高于职业经理人带队的企业，但是净利润复合增长率相较之下却明显偏低。由于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相对于内地而言比较年轻，所以二代接班的比例也远少于内地，仅有8家。但是，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些由二代完全接班的企业在盈利能力指标上竟大多数只有第一大任职企业的一半左右，难免令人失望。

我们对了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以及在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的经营业绩，总体上来说，两者在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上基本持平。尽管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高于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但是在净利润率、ROE、ROA这三项3年平均指标上钧远低于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同时，以一、二代是否同时在公司任职为分类标准对这两类家族企业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第二代接管的香港上市内地家族企业的各项盈利指标均远远低于同类型的内地上市家族企业。从整体来看，内地上市的家族企业其一、二代的磨合程度要好于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

亲属关系清晰，女婿浮出水面

内地在港上市的家族企业在亲属关系上相对比较清晰简单，企业内单一亲属关系的多达94家，包含两种亲属关系的为54家，大多也都是夫妻及子女间的单一家庭控制。在所有叠加的亲属关系中，夫妻店与兄弟档仍然是比例最多的，分别为23.29%和22.60%，几乎占掉了半壁江山。第二代直系子女也在企业中任职的比例为20.21%，相较之下，儿子进入公司任职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儿。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父女/母女关系和翁婿/翁媳关系的比重一样。这或许意味着在如今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女婿或儿媳进入家族企业已经是非常明朗的趋势。在以前，企业家们或许只需要考虑如何培养好自己的孩子，或者如何在自己的孩子中挑选最优秀的接班，如今，他们还需要帮助自己的子女挑选能够协助他们发展企业的另一半。

心有灵犀的“同龄”夫妻

在夫妻店的公司里，我们在对创始人夫妻信息做搜集的时候发现，这些企业家夫妻们的年龄差距非常小，平均差距为3.5岁左右。尤其是共同创业的伴侣们，同岁的比例非常高。在调查范围内的家族夫妻里，同岁的夫妻占到18.18%。不考虑同岁的夫妻，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同龄人”也达到40.1%。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成功共同创业的夫妻大多是同一代人，具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社会经验相似，长期磨合更会使双方思维趋于一致，遇到问题往往同心同德，形成共同的认知模式。在“共患难”之后也更容易“同富贵”，一起享受企业成长的成就感。

离岸的幸福

选择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的注册地一直都颇有意思，百慕大和开曼群岛是永恒的首选地。在今年调查范围内的182家内地上市家族企业，其中来自开曼群岛的有145家，百慕大23家。选择香港为注册地的公司只有3家，反而还有11家分散在内地各个城市，其中广东4家，山东3家，陕西2家，江苏和浙江各1家。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规避贸易壁垒，合理避税降低税务成本，同时可以在内地享受外资待遇，对于信息披露的要求也相对宽松，譬如无须为招股书作登记，也不需要公开招股，那么公司就可以更快的完成所需程序，减低成本。这些都是吸引企业在百慕大及开曼群岛注册离岸公司的原因。

制造为王

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与内地上市家族企业的行业分布基本保持一致，较多经营着传统产业，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及房地产业， 对资本密集的能源、IT及公用事业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

其中原材料业是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非常密集的一个行业，多达32家，占比17.58%。而耐用消费品与服装业及房地产业紧随其后，分别有27家和21家，占比14.84%及11.54%。

大量内地家族企业在港上市，不仅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融资机会，而且促进了家族企业本身的规范化、透明度，这对内地民营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与内地迥然的经营风格和更严格的市场制度对内地家族企业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与挑战。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需要企业家拥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战略目标。从内地到香港，中国的家族企业正逐渐走向国际舞台，并在现代化家族企业的传承管理模式上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转型发展之路。

(Iris Lee对本文研究分析亦有贡献。)

扩张脚步接踵而至

一个月前，位于农行宁波市分行大厦2楼的私人银行，悄无声息地试营业。昨天，宁波市农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陆建范对记者说，“因为私人银行的客户本身需要私密性，所以极其低调开张”。而中行宁波市分行的私人银行在本市几大媒体做了一番广告“轰炸”后，昨天却高调面世。市中行人士称，“因为私人银行是金融风暴阴影下较为安全的投资‘避风港’，高调点也无妨”。

无独有偶。据工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书记陆信业透露，“市工行正在江北老外滩区域加紧筹建私人银行，最迟明年初便能推出私人银行”。建行、交行在甬也正加紧筹建私人银行。中信银行宁波分行利用现有财富管理中心团队，准备再争取升级试点私人银行业务。外资银行更是动作不断，汇丰银行的私人银行将落子宁波。紧接着，恒生银行也宣布有意在甬启动私人银行业务……

旨在抢占理财制高点

事实上，随着今年货币政策“一波三折”的变化，存贷差不断缩减，信贷业务能带来的利息收入已经有限。为高端客户理财的私人银行业务，便成为各家银行着力开拓的增收领域。

据记者了解，在甬试点的私人银行业务“门槛”大都定在800万元人民币或100万美元左右。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在甬超过800万元人民币或100万美元左右资产的人士超过1万户以上。在境外开设离岸账户的数量也有3万户以上，多数为外贸公司和个人，20%以上存款有几万美元至几百万美元。而这些人，就是私人银行重点服务对象”。

“理由很简单，这些个人资产达到百万美元以上客户，为银行提供着最大的利润来源，即所谓的‘二八’律——20%的客户为银行带来80%的利润。”据透露，私人银行业务大部分属于中间业务领域，其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业务。有关资料的统计分析，在欧洲私人银行业务平均利润率高达30%，其年均盈利增长率更达到了12%－15%。在宁波，尽管私人银行刚试点露面，但潜力惊人。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各家银行跑马圈地，在甬私人银行业务的竞争明年将更趋激烈。

“财富管家”打理诸多事宜

“不怕我们做不到，就怕客户想不到。”在农行陆建范看来，私人银行无疑是处于金字塔上端的理财服务。

据介绍，目前私人银行业务已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家庭账户管理、私募基金创设、私人节税顾问、遗产管理、继承人国际教育安排、私人医疗支持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专家团队的后台运作，为客户度身定制出可以符合其需要、满足其要求的金融产品。比如针对客户子女的国际教育，提供留学服务，甚至可帮客户参与艺术品收藏、古董收藏、竞拍交易等。

“私人银行逐步向管家式服务发展，只要客户提出要求，私人银行尽全力去满足。比如在我们提供的一些增值服务中，私人医疗支持服务很实用。如果客户有需要，我们会给他安排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全国最权威的专家门诊。”陆建范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市农行、市中行等开办私人银行的服务队伍中，毫无例外地选用了“资深理财经理+专家团队”的服务模式。负责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顾问通过层层挑选，均具有CFP（国际金融理财师）或AFP（金融理财师）资格。还特聘来自证券、基金、保险、外汇、信托、投行、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专家。

对银行而言，目前一些高端财富市场还未被开垦，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是必然选择。然而，将自己的资产全部交由私人银行来管理运作，对多数宁波市民而言，仍是件新鲜事。（记者 陈旭钦）

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段报道，再形象不过地提示了外商在华投资的另一面，其特征便是利润的离岸化。

出口高增长的背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持续高速增长，1978至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4.9倍，年均增长16.74%，远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 长幅度。中国对外出口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如2004年，天津的 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 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 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受资国“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这便是“拉美现象”。

谁能保证，拉美现象不会在中国重演？

只剩下土地和劳力？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出现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企业。这种发展是令人担心的。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 型经济增长可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陷阱之中。并且，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 又带来替代效应。

中国某些地区的经济实际上正处于一种“拉美化”的危险之中。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中国逐步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

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30%的利润。而对OEM这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 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而且独资企业也没有像外资企业那样受合同约束而必须与中国合作 者分享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二十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印度都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每年增幅30%以上，而民工工资近十年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样的发展状况是不正常的，它会制约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那么除了土地和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还靠什么发展？

外资不是万能的

就目前而言，外资是拉动中国GDP高速成长、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 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被捆着手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10年20年，岂不就重蹈了 拉美国家的覆辙？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资金短缺的状况就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在他们把大量利润汇到 国外的同时，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我们，比如中国汽车工业合资二十年，一款高技术含量的车也没有开发出来，满街跑的都是“贴牌车”。实践证明，以“市 场换技术”的开放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外资大量进入，还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 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更为严重的是，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 速趋势。流通渠道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近年来，外资流通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从发展趋势上看，外国零售企业已经从进 入期转向全面、快速的扩张期，无论是实际开店数目，还是计划开店数目都大大快于中国商业流通企业，并且单店规模也远大于中国企业。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 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拥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而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 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

流通渠道的丧失必然导致对产业控制权的丧失。特别是以大型现代流通企业为依托的商业资本，对上游工业进行资本渗透和控制，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 产业链。可以说，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据我国流通产业的主导地位，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 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只有降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比重，建立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家与民族经济长足发展，也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来源： 中国市场  作者： 吴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