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居住在马恩岛的外国受托人和不受监管的受托人引入了新的行为准则。此外，还有对基金会和变更的记录保存要求，明确了公司注册处处长审查和调查向注册处提交的相关文件的权力。

由于未能及时向执法当局提供信息，财政制裁有所增加。这也清楚地表明，在海外犯下诸如偷窃或伪造等不诚实行为的部分，这些案件可以在Manx法院提起公诉。

首席部长Howard Quayle评论说:“马恩岛非常认真地承担起作为国际商务中心的责任。我们在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方面保持零容忍立场。这项立法进一步证明了《政府方案》中所概述的承诺，即改变MONEYVAL所建议的做法。

此次专项行动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向境外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活动等进行集中打击。通过专项行动，破获一批地下钱庄大案要案，打掉一批非法经营窝点，挖出一批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活动人员，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切断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通道，切实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

地下钱庄 英文: Underground banks 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境）资金转移或资金存诸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活动较为隐蔽，中国地下钱庄的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从公安机关侦破的一些典型案件看，一些地方地下钱庄的经营已形成一定规模，经手的资金额巨大，危害严重。

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根据地区的不同，地下钱庄从事的非法业务有很多，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非法买卖外汇以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等。其中，又以非法买卖外汇和充当洗钱工具最为人熟知。根据1998年6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3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因此，地下钱庄属非法金融机构。

地下钱庄在国外也有多种表现形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华人区称为“地下银行”，主要从事社区华人的汇款、收款业务。类似地下钱庄的组织机构在亚洲还有很多，一些地下钱庄在印度、巴基斯坦已发展成为网络化、专业化的地下银行系统。

日常生活中，如果一种活动在非法进行，就往往被称为“地下活动”。“地下活动”多发生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它们通过高息揽存吸纳民间游资，然后靠放贷来获取利润。由于中国对民间资本从事金融活动有严格的进入管制，这些组织因其经营活动的非法性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地下钱庄。

从地下钱庄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有的人说起来就摇头，把它视为洗钱的温床，扰乱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有的人则把它视为激活民间经济、制造富翁的摇篮。地下钱庄并没有因为其非法性质而裹足不前，也没有因为政府的不断的打击而销声匿迹，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到边远的新疆，地下钱庄遍布各地。而且，经营组织也随业务不同而各异，既有在街头游逛的“倒汇黄牛”，也有部分地区公开地以公司形式经营的职业机构。在温州，地下钱庄采用的就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份制。
民营经济为何选择地下钱庄？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至12个月居多。供给总是对需求的反应，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私营企业主的资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现为短、频、快，但风险较高，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温州的企业多有印刷、包装企业，在接到定单后，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由于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向地下钱庄支付的利息就相对低，这是无法迅速从银行贷到款的温州企业愿意向地下钱庄借钱的重要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有金融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应该会给民营经济带来一个宽松的发育环境。

地下钱庄多出现在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进行非法外汇交易的大部分是企业。原因是这些企业对外汇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国家实行外汇管制，通过正常渠道得到的外汇数额有限。而且，按正常做法外汇从申请到真正能够使用，需要经过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和繁琐的手续。地下钱庄的非法交易手续简单，费用低廉，通常只收取1%到2%的佣金，对有关企业极具诱惑力。从目前查获的“地下钱庄”看，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而其中又以义乌这个私营经济之都最为猖狂。原因很简单，资金的供求失衡使然。义乌有20万小商人，他们要求贷款数额小周期短要款急，有着极强的季节性、临时性，而他们要获取信用社或银行的贷款相当困难。我国银行历来重视具有政府和国有背景的大中型企业以及规模化经营的民营经济，而对于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因其风险高收益低，而提高借贷门槛。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面对繁琐的贷款办理手续和长时间的等待只好向 “地下钱庄”借贷。这块市场就被让出来了。“地下钱庄”正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经济补充形式。

地下钱庄主要分布

地下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在各地的“经营”形态也不同，主要有三种：

以非法买卖外汇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在广东、福建以非法买卖港币为主，在山东等地以非法买卖韩币和美元为主。

以非法吸存、非法放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尤以浙江、江苏、福建、云南等省表现突出，在各地分别以标会、台会、互助会等形式出现。

以非法典押、非法高利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分布在湖南、江西等内地一些省份，包括一些已被国家清理整顿的典当行也转为地下继续经营。不少地方的此类钱庄有黑恶势力渗透。

上午，辩方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亚洲篮球总会主席程万琦博士、伯明翰环球控股主席张成以及两弹一星国际基金会主席魏月童为杨家诚撰写的求情信，称杨是一个正直、值得依赖、有责任感、懂得感恩和具有商业领导力的人。三封信中均提及杨家诚个人捐出5000万港元帮助筹建伯明翰慈善基金，该基金随后并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继续推动慈善事业。

杨家诚的长子杨梓骢也到庭表示支持，他递交给法庭的求情信中称杨家诚是一个有担当、慈爱的父亲。杨梓骢稍后将返回英国。

代表杨家诚的律师求情称，除了17岁的长子，杨家诚还有分别只有2岁和3岁的一双子女，并引述两个判例，希望法庭可以从轻发落。

然而这些并未彻底扭转杨家诚在法官心中的形象。“直至今日，被告仍然是唯一一个真正知道真相的人。”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游德康在庭上表示，律师所引案例的案情与杨案差异太大，对量刑不具有参考价值。

法庭表示，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后，数罪并罚判处杨家诚入狱6年。“要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保持香港银行体系的合规性非常重要。我认为量刑必须有一定威慑力，阻止他人利用银行体系的漏洞通过洗钱获利，同时也要传达一个信息，即法律对于洗钱行为绝不姑息。”对于量刑，法官游德康解释指。

辩方律师表示将不会上诉。2011年6月，杨家诚在家中被警方拘捕，被控五项洗黑钱罪名，涉及7.21亿港元犯罪得益，同年，杨家诚约4亿港元个人资产遭法庭冻结。今年3月3日，区域法院裁定杨家诚洗黑钱罪名成立。

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总督察钟逸祥在当日庭审后透露，有关资产充公问题现正处于内庭审讯阶段，资产详情不便透露，下月3日有关审讯将进入公开审讯阶段，届时将会披露充公资产详情。

当日于法庭上旁听的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警司庾燕青透露，警方调查起因是收到一封英文匿名举报信，并于2008年时已经启动调查，但警方拒绝透露举报信内容以及举报人信息。

“警方对于判决结果感到满意，也感到很鼓舞。”庾燕青在庭审结束后表示，警方将会仔细研究判词，如果有需要会继续跟进，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和资料一定不会放弃进一步调查。

刻意隐瞒款项来源

长达50天的审判，让杨家诚在10年内从穷小子奋斗成为富豪的励志故事进入终局。在最为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杨的发达始于发廊投资和炒股。

在杨家诚提供的一个版本的证词中，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从伦敦和巴黎学成归来，在九龙酒店的发廊工作，随后成为合伙人。在合伙经营的6个月时间内，杨家诚声称自己月入超过10万港元。1989年7月，杨家诚在皇家太平洋酒店内开设第一间名为Vole的发廊，投入约400万港元。杨家诚声称Vole的生意“非常成功”，年收入大概有300万港元。1994年，杨出售Vole获得400万港元。

1989年8月，他又在半岛酒店开了第二间Vole，服务商务人士以及娱乐圈人士，投入150万港元，杨家诚称这些投资来自个人储蓄。经营18个月后，半岛Vole因酒店维修被迫关门，杨家诚声称这一年半岛Vole收入同样有300万港元。杨家诚称，陆续开业的5家沙龙令其在上世纪90年在业界名声大噪，为他带来大概2000万港元的收入。

而在主询问阶段，杨家诚声称半岛Vole的净利润是每年300万港元，交叉询问遭到质疑时，他又改口称300万港元其实是收入，净利润只有每年10万港元。

“被告是一个聪明人，对于数字敏感，也深谙公司经营之道，没理由会混淆净利润和收入的概念。”法官认为，杨家诚不断撒谎，刻意隐瞒发廊的真实利润。

纳税记录也提供佐证，在经营发廊期间杨家诚申报的收入远不及百万港元，1997年他的应税收入仅44.5万港元，包括了发廊收入和地产租金收入。而1998年，发廊更是陷入亏损，1999年至2003年均无申报收入。

除了经营发廊，杨家诚声称与父亲在东莞经营酒店赚得约200万港元；与人合伙设立公司Richfield赚得700万至800万港元；通过Richfield投资豪华公寓项目Wealthy Villas赚得1500万港元。

杨家诚表示，自己从18岁就已经开始炒股，当投资Wealthy Villas赚到1500万港元时，炒股收入就已经高达3000万港元。2001年前后，杨家诚的股票投资中，40%都是以场外交易的方式进行。

2001年，名为Gold Wo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杨家诚通过场外交易以0.42或0.43港元/股的价格买入2800万股，随后通过中间人余小梅（音译）以1.2港元/股出售给多个买家。杨家诚及其父亲向余小梅支付6400万港元作为佣金，但蹊跷的是，这笔大额支出却并未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被告利用5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洗钱，涉及金额巨大，并对款项的真实性质一再撒谎，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实际的洗钱规模。”7日，法官游德康在庭上表示。

黑帮关系证据不足

在杨家诚的发家史中，赌博是另一项神奇的赚钱方式，而在庭审中，杨在澳门赌场中的风云故事也令其染上黑帮关系。

杨家诚的豪赌生涯始自1997年，混迹赌场7年后，在欧阳启初（音译）的介绍下开始进入澳门葡京的贵宾室—海王会（Neptune Club），并结识贵宾室的老板和张治太。连棹锋的兄长连卓钊也与这个圈子有关，张治太和连卓钊均牵涉到数年前的黄光裕案，在2009年初在内地被捕。

2005年，连棹锋和张治太邀请杨家诚入股海王集团。杨声称投入2640万港元获得20%股权，当时，连和张分别为公司的第一和第二大股东。这笔交易为场外交易，交易文件无法找到。出于某些原因，杨持有20%股份，但并未登记为股东，表面上，连棹锋仍是大股东。

然而，法庭发现，杨家诚声称做出投资的时候，大股东并非连棹锋，而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詹培忠。詹培忠在1991至1998年担任立法会议员，代表金融界及金融服务界，1998年因伪造文件罪入狱一年。

而张治太则直到2007年7月才入股海王集团，通过离岸公司Jumbo Boom持有14.39%股权。杨家诚辩称，詹培忠仅是替连棹锋代持股份，连才是实际大股东。

“被告从18岁就开始参与股票交易，并自己设立股票研究公司，必定知道这类未披露的私下交易不仅不恰当，严重可能涉嫌违法。”法官指出。

同样在2005年，连棹锋和张治太询问杨家诚是否有兴趣投资海王会，作为东息股东（即不需负责赌厅上下水责任，每月分得一定股息）。杨家诚称，当时同意与父亲一同投资2000万港元。而投资后获得的股息，大多是海王会职员或管理层签发的个人支票，其中包括张治太个人名义的支票。

然而，杨家诚无法解释为何他与连棹锋商定的派息率与实际获得的回报大相径庭；这笔2005年初做出的投资，在4月和5月就已经为杨家诚及其父亲带来500万港元的回报。杨家诚也无法解释这500万港元的回报中，究竟多少是回本，多少是股息。

“尽管看起来被告并非洗钱计划的主谋，但如果没有他娴熟的股票操作和在澳门赌场的关系网，也无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洗白如此巨额款项。”法官表示。

在考虑最终的量刑时，法官认为，尽管涉及辩方所称具有黑帮背景的张治太，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知悉张的黑社会关系，不会因此而加重刑罚。（编辑 衣鹏 张凡 谭翊飞 申剑丽）

作者：秦伟

地下钱庄：

财富分批洗白出境

对于巨额财富的海外转移话题，富豪们向来避而不谈。在众多的财富海外转移过程中，透过地下钱庄“洗钱”出境是一种极为便捷的途径。

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地下钱庄在国外也有多种表现形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华人区称为“地下银行”，主要从事社区华人的汇款、收款业务。类似地下钱庄的组织机构在亚洲还有很多，一些地下钱庄甚至已发展成为网络化、专业化的地下银行系统。地下钱庄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富豪向海外转移资产提供了一条稳定的洗钱出境路径。

作为金融服务的非法中介机构，富豪们可以随时将规模不等的人民币资产交给地下钱庄并支付相关“手续费”（从万分之三到百分之几不等），而地下钱庄则可以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对应外汇打入富豪的境外账户。

对于转移财富而言，地下钱庄手续简单、快捷，资金周转快，而且能够逃避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的监管。通常情况下，富豪通过地下钱庄兑换或者转款，几分钟内就可完成一单。由于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活动较为隐蔽，通过地下钱庄分批次洗钱出境的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但从国内外破获的类似案件中可知，一个较大的地下钱庄每日资金流水多达上千万元也并不稀奇。

注册离岸公司：

隐秘操作转移财富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多数为岛国）近些年纷纷以法律手段制订并培育出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一般称为离岸法区。而所谓离岸公司就是泛指在离岸法区内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国大陆，包括企业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演员、作家等在内的富豪群体热衷于注册属于自己的离岸公司。这是因为，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离岸公司，并愿意为其设立银行账号及财务运作提供方便。而在运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这种离岸公司可以帮助富人群体减少纳税额度，另一方面，离岸公司不受外汇管制，这也可以使他们的海外投资、转移财富计划更为隐蔽和自由。

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世界上企业注册数量最多的三大离岸公司注册地之一。有数据显示，全球注册的离岸公司有70多万家企业，其中50多万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而在这50多万家离岸企业中，有20多万家公司与中国有关，占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的40%以上。

富豪群体通过离岸公司转移个人资产十分便捷，通常来说，在得到公司注册代理机构出具的证明后，离岸公司的设立手续一般可在24小时内完成。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一家离岸公司，最少只需要交纳300美元的费用，最多也不过1000美元，这对于身家动辄几亿甚至上百亿的富豪而言，实乃九牛一毛。

“出逃”富豪财产

海外转移方式趋极端

在中国“出逃”的亿万富豪当中，厦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是当之无愧的王中王。据2010年福布斯“出逃”富豪榜单显示，赖昌星以250亿元人民币的涉案金额名列“出逃”富豪第一位，比排名第二的仰融（华晨帝国的缔造者，涉案金额70亿元）多出180亿元人民币。

由于时刻有可能被遣返回国，赖昌星的上百亿身家也存在被罚没的可能。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其身家，2006年，赖昌星与其妻曾明娜离婚，并将巨额财产转移至曾明娜名下。 据熟悉移民及难民事务的律师指出，赖昌星离婚之后，如果他要被遣返，他的财产不会被全部没收，他会把他的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另外，离婚之后即使被遣返，曾明娜及其3名子女也不会被同时遣返。

仰融曾经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符号。作为一个身家70亿元人民币的“出逃”富豪，仰融财产的海外转移未动一兵一卒，他的运作手法是首先将国有资产拿到海外上市，再通过一翻资本腾挪后将国有资产私有化。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仰融被迫出走美国。但是，由于“华晨系”部分国有资产已在仰融出逃前完成海外转移，并在股权结构上作出调整，因此仰融出走美国后，包括香港远东金源（原名圆通控股，1188.HK）等在内的海外资产已划归仰融个人所有。这也是仰融能够以70亿元人民币当选“出逃”富豪第二名的原因之一。

仰融：被指国有资产海外私有化

中国富豪阶层数量惊人

作为人均GDP只有3677.86美元（2009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已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在亿万富豪的数量比拼上，中国似乎优势明显。 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内地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其中千万富豪同比增长了6.1%，亿万富豪则增长了7.8%，与同期的GDP增速相得益彰。尽管如此，胡润仍然十分“乐观”的表示：“还有很多超级富豪潜在水下，不被我们所看到。”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去年12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有67万个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