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义举震动了整个慈善界。他就是美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

因隐姓埋名而“出名”

不久前的一天，在纽约上东区的一套公寓里，一场热闹但毫不铺张的聚会正在进行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向一位年长的绅士祝酒。这位老人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口牙齿已经掉了不少，他一直羞涩地微笑着。

有一位客人调笑说：“他今天晚上当然还是没有戴领带。”另一位客人要大家看看老人佩戴的那块廉价的塑料手表，和他当作公文包的那个塑料袋。这种聚会上的调笑并无特别之处，但人们取笑的对象却非同凡响。这位身着破旧蓝色休闲西装的老人就是亿万富翁查克·费尼。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吧？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位节俭的老人多年来以热衷于隐姓埋名而出名。他创立了高达８０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但拒绝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其命名。为逃避美国要求基金会披露信息的法律规定，他特意将基金会注册在百慕大群岛(英属自治殖民地)。他向多所大学和医院捐献了数亿美元，却不许它们哪怕只是用一块小小的铭牌来标明他是捐献者。

费尼创建的慈善基金会２０余年来已经捐出４０亿美元，他要求基金会在２０１６年前捐光剩下的４０亿美元。这位７６岁的老人当初只给自己留下了不到１００万美元的财产，他如今连小汽车也没有，还和现任妻子挤在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但他甘之如饴。

财不散尽“死不瞑目”

这一天在他女儿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举行的聚会是为了庆祝关于这位古怪大款的一本传记的出版，该书由爱尔兰记者康诺尔·奥克勒撰写，书名为《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查克·费尼怎样秘密聚财和散财》。

费尼说，在该书写作过程中他给予了配合，还很罕见地接受了采访，因为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个新的公共使命：提醒对冲基金巨头和硅谷新贵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作出馈赠”。金融巨头和硅谷精英的加入代表着美国慈善事业的最新潮流。而费尼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倡导这一股潮流的涌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亿万富翁随即也推波助澜。费尼说，他就是想为那些富人们“树立一个榜样”。他说：“这些人有太多的钱，光是他们自己花是永远也花不完的。”除了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福特基金会之外，总部位于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哪家比“大西洋慈善”捐献规模更大。

在费尼看来，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悲惨的事情，因此在捐助方面来不得半点延误。他哈哈大笑着发誓说：“这钱要是不能捐掉，我死都不能瞑目。”

所有捐献都是匿名进行

费尼善款目前较大的受益者之一是康奈尔大学，他当年就是依据《退伍军人法案》而上了这座大学，上学时靠向校友卖三明治来挣得花销。过去４０年来，他已经向该校捐献了５．８８亿美元，而且几乎所有的捐献都是匿名进行的。

在费尼的捐助对象中，有许多仍然属于传统行业——为斯坦福大学一家生物医学中心捐献６０００万美元，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捐出１．２５亿美元。但他其他的一些捐助对象就不同寻常了：帮助南非人克服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情绪；在美国新泽西州为废除死刑而游说；为古巴培训的医生们购买医疗用品等。

“衣衫褴褛的慈善家”

在超级大富豪群体中，费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对于慈善事业极度慷慨，而自己却十分节俭。他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他说“节俭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他曾经在法国和纽约拥有６栋豪华住宅，但他现在没有任何豪宅。人们也从来看不到费尼穿戴名牌领带或者名牌鞋子。有一次在会见爱尔兰首相时，他戴着一副破旧的眼镜，上面夹着一个别针，这眼镜还是他当初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费尼现在连一辆小汽车也没有，他选择乘坐公交车和的士。在７５岁前乘飞机时，他只坐二等舱。现在因为双膝不停颤抖，而且出行频繁，他坐的是头等舱。

他需要美食吗？他沉思着说：“你可以上高档餐馆一顿吃掉１００美元。但我吃２５美元的饭也能得到那种满意度。我现在爱上了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

永葆劳动阶级本色

费尼的朋友、《爱尔兰裔与美国》杂志编辑尼亚尔·达乌德回忆说：“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就是永远不让自己脱离劳动阶级的本色。他一直脚踏实地，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品性基本上没有变化过。”

在参加当天新书出版聚会的来宾中，大多数是费尼用巴士从新泽西州接过来的：其中有他的高中同学，还有来自费尼大家族的亲人，包括他５个孩子中的两个。

费尼５０岁的外甥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他会给我父母５万美元供我们上大学。但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外面去喝上一杯啤酒，他也要核对一下账单……如果我没将卧室的灯关掉，他会说：‘顺便提醒你一下，你没关灯啊。’我明白这时我最好起床去把灯熄掉。”

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我看来，他当时对财富已经感到厌烦了。他自己也说那种奢侈而沉重的生活并不适合他。”

将低调做到极致

在保持低调方面，费尼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多年来，“大西洋慈善”的员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捐献受益者当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必须签订协议，答应如果谁透露钱的来源的话，资助就会立即停止。

直到１９９７年，在“免税购物连锁店”出售给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时，公众才知道了“大西洋慈善”的存在。当时的法律文书表明，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已经移交给一家基金会。尽管许多人早就在猜测费尼有什么大动作，但当人们发现他捐献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时，慈善界为之震惊。

即使到今天，尽管“大西洋慈善”在其网站上列出其捐献数额，但它仍然不会发布消息来为自己吆喝。他们也仍然禁止举行正式的捐献活动晚宴，拒绝收取各式铭牌。

费尼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建筑物也是有着实际考虑的，他的目的就是吸引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与他合作。

他难道就没有一点名利心吗？费尼对此回答说：“是谁建起楼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他咯咯笑着回忆说：“在越南岘港总医院，由于我们不愿意留名，那里的人们苦恼得不得了，最终他们将医院涂成了绿色——三叶草(爱尔兰的国花)的那种绿色。”他接着说：“这费了不少涂料啊！”

“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在女儿家客厅的咖啡桌上，费尼打开了克林顿新近的畅销书《给予》。他翻开“你应当给予多少，你为何应当给予？”这一章，念出书中所引用的美国个人所得税数据，该数据表明只要美国纳税最多的１４４００人捐出自己收入的１／３，总额就将达到６１０亿美元左右。

那为什么没这样呢？费尼沉思说：“人们习惯于赚钱。我想成为富人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他们应当做什么……我只是坚信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他们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

费尼说：“在理智和疯狂之间只有一道窄窄的界线。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说，想将钱捐出去就是发疯。”对于这些人，费尼用一句谚语来回答：“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祖先的家园在爱尔兰

尽管连他的父母也已经是在美国出生的，但费尼与他祖先家园的联系是紧密的。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爱尔兰共和国正饱受高失业率和人才流失的困扰，北爱尔兰的游击战争也正愈演愈烈。费尼开始匿名投入大量的资金，改造爱尔兰的７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两所。

１９９３年，曾经一道致力于让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奥达乌德向费尼发出了新的邀请——加入“康诺里大厦组织”，该组织以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新芬党的总部来命名，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小型而秘密的组织，它为当时刚刚当选的克林顿政府提供了一个参与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洽谈停火的秘密渠道。

在法律边缘寻商机，从来没有腐败堕落过

“隐身富豪”的发家史

康诺尔·奥克勒里曾是《爱尔兰时报》的国际商业编辑，他花了两年的时间与费尼一道出行，调查费尼创建的这个庞大但隐秘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数十年来极度追求隐秘，但奥克勒里最后得出结论说，费尼的商业帝国是建立在激烈进取的企业精神之上的，它不畏惧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开展业务，但从来没有腐败堕落过。

在朝鲜战争期间，费尼曾在驻日本的美国空军中服役过。大学毕业后不久，他来到了欧洲。他与在康奈尔大学时认识的罗伯特·米勒合伙，向船员兜售免关税酒。

两人后来发展到向驻扎欧洲和亚洲的美国士兵们销售小汽车。他们还从战后兴旺发达的旅游业中获益匪浅，最后他们将自己创建的“免税购物连锁店”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烟酒零售商，成了奢侈品的全球性供应者。

他们别出心裁的商业计谋将“免税”概念的限制稀释到了极限。费尼和米勒使用的是瑞士银行的账户，而将公司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他们将资产以费尼当时的法国妻子丹妮尔和米勒的厄瓜多尔籍妻子詹塔尔的名义登记注册，以躲过美国国内税务局无所不在的“铁拳”。

对于这一避税计谋，费尼到如今也并不感到不安。他说：“大多数大型公司都会精心组织自己的业务，以将税负最小化。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事，那就可以了。”

美国全国公共电台（ＮＰＲ）主持人詹姆斯·哈托利去年９月对查克·费尼进行了专访。查克·费尼很少接受采访，本次现身可谓破天荒。

哈托利：您很少在公众面前露脸。事实上，在合同上就是如此写的，您有责任对自己的慈善事业守口如瓶。但您已同康诺尔·奥克勒合作出版了一本新的传记，《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查克·费尼怎样秘密聚财和散财》。您同意和我们聊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费尼：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岁月不饶人的事。我不再年轻，不再有优势去散布，了解别人是否赞同有关“生活并给予”，“人能从给予中获得满足”之类的话。

哈托利：大多数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您，但是很多人却知道在过去很多年里您所缔造的事业，特别是“免税购物连锁店”。这结果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获利机会。您原来就知道会是这样吗？

费尼：哦，我们并不知道它会那么赚钱，但做生意就是如此。有时你开业，后来它就萧条了。我认为，那时外出旅行的人，仅在机场旅行、购物对他们来说很新鲜，现在不算什么，我们把握住了机遇。

哈托利：您为什么要转向散出自己积累的财富呢？

费尼：我认识到在某个重要时刻处理这些财富是个问题，我并没有因金钱而异常兴奋。是关注这些钱如何来被合理使用的时候了，使用的方式就是“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它一直十分活跃，特别是过去的１５年里。

哈托利：是什么促使您成功，取得这样的成绩？

费尼：哦。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讲述已经完成的事业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我举个例子，我们资助了一个慈善项目——“微笑行动”，该项目为外科医生提供资助，让他们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我曾经在候诊室里看到一名接受捐助手术的女孩，女孩当时坐在那里，用手掩盖着自己的嘴巴。我观察着她。当她做完手术时，她在微笑着，似乎在说：“现在再也不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个丑样子的我了。这是一个新的我。”我那时就想，上帝啊，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因“力不从心”而羞耻的孩子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就是获得满足的重要源泉。

哈托利：这些东西是从父母那继承来的吗？这本书中有一个有关你母亲曾帮助一个残疾人的故事。她用车载着他，即使自己确实不去任何地方，却找借口这样做。

费尼：是啊。这是一个如何关心邻居的问题。我母亲始终关心她的邻居。如果她发现任何人有什么问题，就试图插一杠子，看自己能否解决。

哈托利：都说金钱买不来快乐。您的例子中，您和其他人似乎都得到了快乐，尤其是从基金会中获益的人。

费尼：的确。我觉得确实如此，但有很多喜欢拥有金钱的人。有时，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有真正所能做的就是数票子，除非你用它来干点什么。我很早就下定决心用钱去帮助他人。

哈托利：想想您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众所周知，大多数积累财富的人钟情于舒适的生活，在孩子身上扔钱，或是别的什么。但您却创立了这个慈善基金会，做了与众不同的事。您为什选择这条道路？

费尼：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显而易见，父母对你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我父母让我要考虑他人，总教导我用钱可以做的事，帮助他人是不错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