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拥有大批注册金融机构和公司，这些公司通常称作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或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IBCs），但这些机构通常并不在这里设立实体，实际业务都在母国进行，只是通过注册的机构在账簿上进行境内和境外交易，以求享受该地区的税收优惠，其典型是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开曼、百慕大，南太平洋的瑙鲁、西萨摩亚，英吉利海峡上的海峡群岛，以及这次陷入危机的塞浦路斯岛。

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国际商业公司前来注册，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好处：便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有利于企业规避贸易壁垒；规避外汇管制，便于资本运作；法律环境宽松；信息披露要求极少，保密规定相对严格；税负轻微且可以避免双重征税；注册程序便利，维持成本也甚低；公司管理简便……可以说，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了一定正面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给予国际游资逃避监管、操纵资本流动的机会；为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犯罪创造了机会，等等。在塞浦路斯，苏联解体后就曾吸收大量外逃的俄罗斯资本，以至于出现了这种说法：“俄罗斯唯一的资本形成发生在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上。”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许多方面加强了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和全球监管协调。在西方国家中，又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离岸金融中心施加的监管压力最大。

尽管如此，由于牵扯美英占据优势的金融业利益，美英并不十分热心于强化离岸金融中心监管，致使离岸金融中心全球监管的协调进展步履维艰。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之所在，无论监管网络如何铺展，当事企业和个人总能千方百计找到其中的漏洞加以规避。其结果就是国际监管者言者谆谆，当事企业和个人听者藐藐，各避税港的离岸金融业在一片“加强监管”声中继续“凯歌行进”，持续扩张。

然而，这次塞浦路斯危机真正让那些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感到了彻骨寒意。过于放任自流的后果是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财政金融体系往往不够稳健，一旦危机爆发，倘若复制塞浦路斯救援模式，这些离岸公司及其控制者们的资产就有可能平白减少数成。他们选择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本来目的就是避税，现在看到了偷鸡不着蚀把米的风险，还会继续这么热衷于在离岸金融中心的操作吗？正因为如此，塞浦路斯危机救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对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膨胀釜底抽薪。（梅新育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