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居住在马恩岛的外国受托人和不受监管的受托人引入了新的行为准则。此外，还有对基金会和变更的记录保存要求，明确了公司注册处处长审查和调查向注册处提交的相关文件的权力。

由于未能及时向执法当局提供信息，财政制裁有所增加。这也清楚地表明，在海外犯下诸如偷窃或伪造等不诚实行为的部分，这些案件可以在Manx法院提起公诉。

首席部长Howard Quayle评论说:“马恩岛非常认真地承担起作为国际商务中心的责任。我们在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方面保持零容忍立场。这项立法进一步证明了《政府方案》中所概述的承诺，即改变MONEYVAL所建议的做法。

此次专项行动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向境外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活动等进行集中打击。通过专项行动，破获一批地下钱庄大案要案，打掉一批非法经营窝点，挖出一批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活动人员，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切断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通道，切实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

地下钱庄 英文: Underground banks 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境）资金转移或资金存诸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活动较为隐蔽，中国地下钱庄的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从公安机关侦破的一些典型案件看，一些地方地下钱庄的经营已形成一定规模，经手的资金额巨大，危害严重。

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根据地区的不同，地下钱庄从事的非法业务有很多，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非法买卖外汇以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等。其中，又以非法买卖外汇和充当洗钱工具最为人熟知。根据1998年6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3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因此，地下钱庄属非法金融机构。

地下钱庄在国外也有多种表现形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华人区称为“地下银行”，主要从事社区华人的汇款、收款业务。类似地下钱庄的组织机构在亚洲还有很多，一些地下钱庄在印度、巴基斯坦已发展成为网络化、专业化的地下银行系统。

日常生活中，如果一种活动在非法进行，就往往被称为“地下活动”。“地下活动”多发生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它们通过高息揽存吸纳民间游资，然后靠放贷来获取利润。由于中国对民间资本从事金融活动有严格的进入管制，这些组织因其经营活动的非法性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地下钱庄。

从地下钱庄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有的人说起来就摇头，把它视为洗钱的温床，扰乱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有的人则把它视为激活民间经济、制造富翁的摇篮。地下钱庄并没有因为其非法性质而裹足不前，也没有因为政府的不断的打击而销声匿迹，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到边远的新疆，地下钱庄遍布各地。而且，经营组织也随业务不同而各异，既有在街头游逛的“倒汇黄牛”，也有部分地区公开地以公司形式经营的职业机构。在温州，地下钱庄采用的就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份制。
民营经济为何选择地下钱庄？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至12个月居多。供给总是对需求的反应，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私营企业主的资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现为短、频、快，但风险较高，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温州的企业多有印刷、包装企业，在接到定单后，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由于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向地下钱庄支付的利息就相对低，这是无法迅速从银行贷到款的温州企业愿意向地下钱庄借钱的重要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有金融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应该会给民营经济带来一个宽松的发育环境。

地下钱庄多出现在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进行非法外汇交易的大部分是企业。原因是这些企业对外汇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国家实行外汇管制，通过正常渠道得到的外汇数额有限。而且，按正常做法外汇从申请到真正能够使用，需要经过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和繁琐的手续。地下钱庄的非法交易手续简单，费用低廉，通常只收取1%到2%的佣金，对有关企业极具诱惑力。从目前查获的“地下钱庄”看，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而其中又以义乌这个私营经济之都最为猖狂。原因很简单，资金的供求失衡使然。义乌有20万小商人，他们要求贷款数额小周期短要款急，有着极强的季节性、临时性，而他们要获取信用社或银行的贷款相当困难。我国银行历来重视具有政府和国有背景的大中型企业以及规模化经营的民营经济，而对于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因其风险高收益低，而提高借贷门槛。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面对繁琐的贷款办理手续和长时间的等待只好向 “地下钱庄”借贷。这块市场就被让出来了。“地下钱庄”正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经济补充形式。

地下钱庄主要分布

地下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在各地的“经营”形态也不同，主要有三种：

以非法买卖外汇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在广东、福建以非法买卖港币为主，在山东等地以非法买卖韩币和美元为主。

以非法吸存、非法放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尤以浙江、江苏、福建、云南等省表现突出，在各地分别以标会、台会、互助会等形式出现。

以非法典押、非法高利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分布在湖南、江西等内地一些省份，包括一些已被国家清理整顿的典当行也转为地下继续经营。不少地方的此类钱庄有黑恶势力渗透。

众所周知，反洗钱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维护社会公正和市场竞争，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洗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不仅破坏经济有序竞争，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而且洗钱活动常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贪污腐败和偷税漏税等严重刑事犯罪相联系，已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近年来，国际社会加深了对洗钱犯罪危害的认识，我国政府也从完善制度建设及加强监管等方面加强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各项工作获得了不少新进展。2009年来，我国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完善了反洗钱法律体系。人民银行按照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法的要求，重点对洗钱风险高、有涉案记录、有违规记录的金融机构开展现场检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级人民银行共对3317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反洗钱现场检查，并依法对563家违规金融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对89名违规金融从业人员进行了处罚。人民银行更加注重金融机构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今年前三季度，对外主动移送可疑交易线索501份，协助侦查机关办案680起，在打击金融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安、司法部门也进一步加强了合作，使反洗钱工作进展顺利。与此同时，反洗钱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和深入。2009年我国参与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欧亚反洗钱组织的各项工作。根据国务院授权，我国于今年7月恢复在亚太反洗钱组织的活动；12月，我国承办了欧亚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组织第十一届全会。目前，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与15个国外境外的金融情报中心签署了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金融情报双边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在日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一个有效的反洗钱制度包括打击性的刑事司法制度、预防性的金融监管制度等各项国内制度以及反洗钱国际合作制度。很显然，这涉及包括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及其他市场主体在内的多个参与者，而每个部门都存在各自不相同的权限、职责、资源限制和工作节奏。要统筹协调这些部门履行各自职责，形成反洗钱合力，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反洗钱工作协调制度，是反洗钱制度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主要制度保障，其中，各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和执行国家反洗钱战略，是国家反洗钱部际协调制度乃至整个反洗钱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措施。

从国际实践来看，制定反洗钱战略是反洗钱重要国家的最佳实践。为提高国家反洗钱制度的有效性，美国、英国、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先后制定了反洗钱战略。在一些国家，除了反洗钱主管部门发布的反洗钱战略以外，反洗钱相关部门也制定和发布了本部门的反洗钱战略。研究制定我国第一份国家反洗钱战略，便于我们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协调步骤，以达到最有效的防范和打击犯罪的效果，这既是《反洗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反洗钱主管部门应尽的职责，更是当前反洗钱形势的迫切要求。

据公安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洗钱活动手法趋于复杂，打击难度加大。洗钱活动日益与上游犯罪相交织，并更多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资金转移，资金转移迅速且额度巨大。此外，洗钱活动更多借助专业人员、空壳公司、离岸公司等进行运作，方式更为多样且跨境洗钱活动不断上升。洗钱活动正在从传统的银行业向其它金融业和特定非金融行业渗透，从现金交易向现代金融工具扩散，从国内金融体系向国际金融市场延伸。因此，打击洗钱活动需要形成合力，需要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建立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也需要私营部门和监管部门建立相应的预防性措施。由此可见，发布《中国反洗钱战略》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金融机构应该从建立完善的内控体系、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以及做好交易资料留存等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适应当前反洗钱形势的要求。”在通气会上，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唐旭回答了本报记者关于”反洗钱工作的发展对金融机构提出了哪些相应要求”的提问。他表示，在完善内控机制上，金融机构应配备专职反洗钱工作人员，并持续、长期搞好对人员的培训工作，制定本机构的反洗钱政策，并随着国家有关规章制度的不断修改，逐步完善自身机制，此外还要定期自审；在身份识别上，要对个人及企业客户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并定期对这些资料进行评估，还需要对客户进行风险划分，建立并执行黑名单制度。坚持对大额、可疑交易进行分析，必要时进行报告。此外，随着洗钱活动从传统的银行业向其他金融业和特定非金融行业渗透，还应加强对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部署，以适应反洗钱工作出现的新形势。

牛娟娟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