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总面积只有267平方公里、不足北京丰台一个区大，人口4.6万、其中黑人占94%。这个天边的小岛已经吸引了俏江南、和谐汽车与中国白银集团等一大批中国企业家悄然改换国籍、甘做岛民，仍有不计其数、即将海外上市的企业老板正在办理移民手续。

近日，赴海外上市的北京某教育公司董事长常军（化名）正将国籍落向这个从未听说、更从未到过的岛国。

在常军看来，这个巴掌大的加勒比小岛名不见经传，也不是高福利国家，远非心目中的理想国。而且，改换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必须放弃使用四十多年的中文名，他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驾照、房产证等一切与身份相关的证件必须重新办理变更。常军坦言，“这个外国人做得又麻烦又委屈”。

逼上“圣”岛

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在移民加勒比后曾表示，“不是为了在香港上市，谁愿意放着中国公民不当当岛民呢？”如今，常军对于这句话有了切身的感受，表达认同时声调陡增——“亲朋们都戏称我是‘加勒比海盗’啊！”

2011年，常军创办的教育公司计划赴美上市，恰在企业通过美国证监会聆讯、准备发行股票之时，上百个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遭遇到集体做空，股价暴跌不止、诉讼官司不断。常军意识到，即使强行在美国上市，企业也难以融到所需资金。2013年，他只好回购股权、先行退市，转道香港融资。

然而，在赴香港上市的过程中，常军却被中国商务部的“十号文”挡住了去路。

一直以来，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有两种路径。其一，直接上市。即企业经由证监会国际部审批，直接到境外上市。可证监会审批耗时费力、不确定性太大。

其二，间接上市。即国内企业股东首先在境外注册一家离岸公司，通过收购或协议的方式控股国内企业。国内企业转变成外资后，离岸公司再从境外证券市场上市。这种“红筹模式”因避开了政府审批而被普遍采用。

当初，常军就是以“红筹模式”通过美国证监会的聆讯，当他计划故技重施、在香港上市时却发现——此路不通。

原来，2006年9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了令所有海外上市民企感到绝望的“十号文”。其中规定，国内企业和个人前往境外设立特殊目的（指境外上市）公司必须到商务部报批。此前，这一行为仅需到地方外汇管理局登记即可。从“十号文”出台至今7年时间，中国内地竟没有一家企业能获得审批。

多年辅导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财富指数资本集团总裁黄山指出，在美国股市有大量中国公司像常军的企业一样，以红筹模式上市却未获得中国商务部审批。

美国股市实行登记制，尽管有违中国相关规定，但只要公告、获得投资人认同，企业仍可冒着违法的风险实现上市。而香港遵从中国内地法律，交易所有着否决企业的权力，任何企业上市若不符合中国法律就会遭到否决。企业为筹备上市所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投行费用等2000多万元的成本就会打水漂。

当初，常军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招股书中就曾写道，“可能会触犯中国商务部十号文政策规定，如果被中国政府追究，企业将受到处罚，但目前中国政府对此并无处罚标准和案例”。

赴香港上市遇阻，让常军备感疑惑，商务部要不干脆禁止公民注册境外公司，要不就开门放行。出了政策却又卡着不放，这个政策岂不成了“玻璃门”、“弹簧墙”？

冰河时代

黄山有着十余年辅导企业海外上市的经历。他回忆道，从2002年加入WTO以后，中国赴海外上市的企业数量开始逐年增多。国企掌握政府资源，均以直接方式赴海外上市；绝大多数民企则以间接模式、绕开政府的监管。原本政策闸门时开时闭，可“十号文”一出，中国企业红筹上市之路一度封闭。

2003年4月，中国证监会取消对红筹方式上市的“无异议函”监管后，海外间接上市已不存在审批的问题。一时间，中国企业纷纷到境外上市融资，全球各金融大国悉数来华争抢上市资源。中国企业境外上市两个主要目的地，一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国，一是亚洲金融中心香港。

2004年，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领衔撰写了《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

该报告描述了通过红筹模式有太多资金、资产不在其监管之内，导致了大量资金外逃，公司欺诈，转嫁金融风险……

梅新育的研究报告立刻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

2005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出台“11号文”和“29号文”，规定境内居民通过转让境内资产或股权换取境外公司的股权，要经过外管局和商务部的批准。海外上市的闸门顿时紧闭。

在业界人士一片反对声中，当年10月关上的闸门再次被拉起。

然而，虚惊一场的余音尚在回响之际，2006年9月商务部牵头6部门出台的“十号文”将开开合合的政策闸门彻底封闭，一关就是7年。

如今，常军终于体会到张兰等众多企业家移民岛国的无奈。他在申请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国籍的同时，也酝酿申请香港护照。按照香港政策，投资1000万元港币7年后可获得香港护照。

常军感叹道，既然中国内地公民做不成、加勒比岛国公民又不想做，希望7年后能成为一个香港公民，这样还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