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是国际公认的金融中心，业界精英云集，已有众多中国内地企业及跨国公司在交易所上市集资。

建立国际化运营平台

香港没有外汇管制，资金流出入不受限制；香港税率低、基础设施一流、政府廉洁高效。 在香港上市，有助于内地发行人建立国际化运作平台，实施“走出去”战略。

本土市场理论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是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市场。 一些在香港及另一主要海外交易所双重上市的内地企业，其绝大部分的股份买卖在香港市场进行。 香港的证券市场既达到国际标准，又是内地企业上市的本土市场。

健全的法律体制

香港的法律体制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法制健全。 这为筹集资金的公司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国际会计准则

除《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外，在个别情况下，香港交易所也会接纳新申请人采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及其它会计准则。

完善的监管架构

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力求符合国际标准，对上市发行人提出高水平的披露规定。 我们对企业管治要求严格，确保投资者能够从发行人获取适时及具透明度的数据，以便评价公司的状况及前景。

再融资便利

上市6个月之后，上市发行人就可以进行新股融资。

先进的交易、结算及交收措施

香港的证券及银行业以健全、稳健著称；交易所拥有先进、完善的交易、结算及交收设施。

文化相同、地理接近

香港与内地往来十分便捷，语言文化基本相同，便于上市发行人与投资者及监管机构沟通。 （摘：hkex）

相信说起IPO，大部分人都会联想起坊间传闻的各种“跑会潜规则”，相关保荐机构和计划上市的公司，明里暗里派出“驻京公关”四处活动。2004年证监会副处级官员王小石获刑，正因为他的牵线搭桥，使凤竹纺织“顺利”过会。从当时的庭审情况看，凤竹纺织为闯关IPO，通过其承销商东北证券找到王小石，要求后者帮忙向证监会相关人员疏通关系，以促成公司尽快通过审核，完成上市。

姑且不论那时的凤竹纺织是否真正具备上市的条件，仅从其主动花钱疏通上市进程的行为看，不免让人猜想，这是个案还是普遍流行的“潜规则”?

走捷径，是否真能降低上市成本?

苏宁电器刚上市时，张近东坦言：“对资本市场的运作及结果，我不太懂。”朱新礼则说过，自己对于资本运作还是个小学生。这两位企业家绝不是谦虚，而是大实话。在资本运作面前，许多从未经历上市的企业的确还是小学生，规范的公司治理、完善的运行机制、合规合法的财务报表……对于许多准备冲刺上市的企业来说，IPO的游戏规则不啻为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嬗变过程。然而，为走捷径、规避上市带来的。

IPO潜规则一：“抹掉”逃税劣迹

不少民营企业为了逃避企业所得税，通常的做法就是隐藏利润，报给税务局的“毛利润”远远小于实际毛利润。比如，企业的实际盈利可能是1500万元，而报给税务局的账却可能只有300万元。

但为了上市，就必须满足一定的盈利条件，比如，中小板上市需要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并且累计实现净利润达到3000万元以上;创业板上市需要满足“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的条件。

很多的企业不上市的时候隐藏利润逃税，等到准备上市的时候再通过调账体现利润和补税。以前证监会也认可企业调账后的经营业绩。但是现在，证监会对大幅度的补税、调账不认可了。凡出现此类情况的，一般都要至少经过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后，才能提交发行申请，使得企业错过了上市的好时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逃税得小便宜却在关键时刻要吃大亏。

IPO潜规则二：上市大跃进

原本上市是一项长期的资本战略，很多企业却希望在上市前惊险一跃，迅速吹大业绩。

2008年初，一家企业启动了上市计划，打算2009年上半年向证监会提交发行上市材料，下半年挂牌上市。为了达到上市业绩条件，同时也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这家企业不顾企业实力疯狂拿订单，甚至将2009年的订单、利润也提前到了2008年。2008年的业绩的确比上一年增长了80%，没想到由于金融危机，新股发行审核自2008年10月后一直暂停，直到2009年7月之后才重启，而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未“上会”。

该企业业绩过度透支，再加之金融危机雪上加霜，2009年业绩预估至少下降一倍，很难符合投资者的期望。这家企业2010年上市的希望仍是渺茫。

IPO潜规则三：套取高额承销费

承销费是按融资额的一定比率收取的，融资额越多，承销费就越高，因此，有的券商为了套取高额的承销费用，游说企业家，市盈率越高越好，定价越高越好，融资越多越好。

有一家企业，就是在这种短期行为的指导下，IPO时将价格定成了天价。结果，企业上市后，又被游资爆炒了一把，随后是接连大跌，上市当天入市的投资者悉数被套牢。至今，一年多过去了，股价还没有复原到当初的发行价。这家企业如果想今后再融资，投资者还敢再买吗?

上市不是一锤子买卖，而应该利用上市所搭建的资本平台，进行资本运作，包括战略并购和再融资等。因此，资本运作不是一次性融资行为。不能简单地将IPO的目标定位于融资金额的最大化。

其实，市盈率并非越高越好，定价并非越高越好，融资并非越多越好。要舍得给投资者一定的折让，如果能赚10分的钱，赚11分也可以，但是结果你只拿了7分的钱，相信你一定财源滚滚—“李嘉诚经营哲学”在资本市场上同样适用。

IPO潜规则四：难防“李鬼”律师

2003年，中国证监会和司法部取消律师证券从业资格许可，对律师从事证券业务已没有从业资格的要求。但实际上，由于证券业务的专业性强，很多律师都承担不了这一业务。但有一些“李鬼”律师，垂涎企业上市律师业务这块肥肉，不懂装懂，欺骗客户。

笔者曾收到过一封电子邮件，发信人是一位刚刚从事律师业务的律师助理。他说自己的“老板”利用人脉关系刚刚拉了一单企业上市业务，该律师事务所以前根本没有从事过企业上市业务，大胆的老板硬是把这个业务交给了他，因为他在该所里学历最高，经济法专业硕士刚刚毕业，他想请教尽职调查方面的问题。像这样的律师事务所，即使拿到了上市的单子，怎能保证会做好业务呢?

此外，也有不少律师，利用人脉关系拿到企业上市的单子后，“分包”甚至“转包”给别的律师事务所，由于实际做业务的人不署名不承担责任，业务质量难以保障。

IPO潜规则五：关键时刻敲“竹杠”

由于没有牌照限制，任何律师都可以做，因此，律师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到了惨烈的地步。比较保荐人、会计师和律师三家中介机构，律师收费最低，因为律师没有“特许权价值”。

一单上市业务，目前律师收费百万以上属于正常水平。但有的律师“低价倾销”，以便招揽业务。一旦单子到手，他们往往会找出各种借口让企业加钱，尤其是企业上市的关键时刻，他们“敲竹杠”的本领十分了得。如果企业不加钱，他们要么服务态度不好，要么故意拖延，要么派一些没有业务水平的律师或律师助理去“磨洋工”……客户有苦难言，大部分时候只能忍痛挨宰。

IPO潜规则六：财务造假

业绩造假是企业上市的第一大忌。证监会对造假的查处和处罚力度也是最大的。

国内首家无绳电话生产企业深圳万德莱就是前车之鉴。虽然2000年后万德莱的经营已一落千丈，但董事长还是下定决心冒险上市，2002年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同时，一封举报信披露了万德莱资信情况恶劣、虚增利润的劣迹，2002年8月万德莱无奈撤回了上市申请，结束了其策划多年的上市之路。2004年，万德莱破产倒闭。

此外，成都红光、大庆联谊等等也都成为业绩造假、欺诈上市的典型。成都红光隐瞒了1996年该公司实际亏损5377万余元的事实，虚增1996年公司净利润5428万余元，虚报利润共计10805万余元。大庆联谊1994年至1996年的三年会计报表，共虚构利润16176万元。如今，这些企业都已经倒下，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严惩。

IPO潜规则七：上市动机不正

不为股东负责，将上市公司当做提款机—上市之前，许多企业已经暗含“鬼胎”。

曾经的明星企业春都A历史何等辉煌：自1986年生产出我国第一根西式火腿肠开始，春都就一直跳跃发展，春都火腿肠红遍中国，市场占有率曾高达70%以上，资产达29个亿。春都集团作为春都A上市的独家发起人，所持有的股份高达62.5%。春都A上市仅3个月，春都集团就提走募股资金1.8亿元左右，以后又陆续占用数笔资金，累计高达3.3亿元，相当于全部募集资金的80%。春都集团掏空春都A，用于其兼并的十几家亏损企业，以及新增的医药、饮料、木材、制革、酒店、房地产等多个经营项目。据说，春都集团占用春都A的募集资金，简单到只需要董事长一句话。如今，春都A这家上市公司已经从证券市场上消失了。

某企业家仅控制某上市公司25%的股份，由于控股比率较低，这位企业家通过一系列关联交易，隐蔽地将上市公司的1个亿资金转移到控股股东那里。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导致控股股东亏损严重，如今已经陷入破产的泥潭。由于上市公司被掏空，上市公司也开始出现了亏损，被戴上了ST的帽子。

他们之所以掏空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大都是抵挡不住多元化的诱惑，以为巧妙地腾挪，可以掩人耳目去发展那些所谓利润更高的行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家们应该专注于市值管理，补上资本运作的系统理论和常识。

IPO潜规则八：“投资者关系”虚设

不少企业不知道投资者关系为何物，例如一家大型国企上市后，上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集体放假了一个月，期间股价一直往下掉，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正中药业，这家位于山西的制药企业2000年7月25日在香港上市。企业上市后，实际控制人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在高位集中抛售股票套现。2001年8月间，减持2650万股，套现1350万港元;2002年5～7月，又减持5.2亿股，套现1.5亿港元，导致股价连连走弱。频频套现引起其他股东不满，他们联手夺走了正中药业的控股权。2003年7月25日，正中药业上市三周年之际，被正式停牌，不久被取消上市地位。投资者关系就是通过信息披露与交流，加强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企业在上市前，只有一个上帝即消费者;上市后，却有两个上帝，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股东(投资者)。但很多企业在上市前的投资者关系培训仅仅是走过场，上市后对投资者关系的经营仅仅停留在信息披露等浅层次的沟通，企业管理者并未真正将投资者关系当成自己的重要责任。

从各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看，即使是规模一般的中小企业，上市发行的费用都高达三五千万元，这其中究竟几成是真正支付给券商投行的正常保荐费用，又有几成是不明不白的“公关”费用?这些账外人是算不清的，但市场有理由质疑，现行的IPO审核制度中，证监会发行审核部门和发审委委员们存在很多权力寻租的机会。

“中小企业IPO遭遇潜规则上市前兜底千万账外费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就会滋生各种“潜规则”，中国市场就是如此。从女演员上戏到企业上市，都随时可能被“潜规则”。据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大部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常常为上市过程中高达一两千万的“不能说”的公关费用兜底。据一家光电元器件公司的董事长老李称，在经过了两年多的上市筹备之后，终于在今年上半年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回忆起上市的艰辛历程，老李体会最深的是，当大家知道你要上市发财的时候，所有人都想来分一杯羹。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大部分都是说不得的费用，只能由公司董事长个人承担。老李说，这些说不得的费用最为核心的支出就是财经公关费用，仅这一项就支出了600多万。据了解，一般上市公司IPO时的财经公关费用从400万到1000多万不等。除了财经公关的费用外，为了打通各级政府对拟上市公司的关卡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现在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但只要是需要政府批准的，都需要各路打点，有时候申请个普通的资格，都需要打点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办成。

现在最引起企业反感的就是国家和市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一些补贴，不找关系打点一下根本到不了企业，业内潜规则是四六开，企业获得1000万的政府补贴，有400万要返回去给相关的审批人员。现在玩得更过，以前是资金下来后再返钱，现在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不先打点400万出去，1000万补贴就进不来”，老李说，400万打点的都是敏感人物，不可能在公司走账。此外，还有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市政府、区政府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怀、行业协会的调研等，送些礼品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持财务报表的规范，有些也走不了账，虽然单笔金额不是太大但长期下来费用也不小。在上市之后老李才明白，“有些企业上市失败两次了还要冲击上市，他们老板实际上是被上市绑架了啊。”（完）

那是6月的一天，香港联交所内一片沸腾。44岁的X公司董事长王诚天终于完成了他苦苦求索多年的IPO，只见X公司高层和承销商团队热烈相拥，投行们也异常激动，在挂牌当晚的庆功宴上，参与项目最久的A投行、B证券团队甚至相拥而泣。

这几乎是一次完美的成功，近100亿港元的募集资金，在全球资本市场萧条背景之下，这简直不可想 像。

作为此次IPO的操盘手，X公司总裁陆浩却一脸平静。在华丽的灯光之下，这个一手策划X上市的男人，淡然地看着大厅里所有人的欢喜情景，恍如置身事外。他有些麻木了。在筹备上市的六年里，他和这些人肩并肩在一个战壕里，也曾经与他们同室操戈，他们有时候是盟友，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X上市；有时候他们又像是敌人，在投行等中介机构不断威胁X出让更多利益时，陆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案板上的鱼。不过他是一条精明的鱼，他目睹了他们的虚伪与欺骗，看穿了他们在利益面前脆弱的道德底线。

在晚宴快要结束时，面对过来频频敬酒的投行，陆浩笑言：“哈，其实我知道你们现在最想的，可能就是上来干掉我了。”这句半真半假的笑话让几个投行大佬的脸半青半白。

陆浩现在挂在嘴上的话是，“哦，请不要跟我谈投行”，如果你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他会刻薄地再补上一句，“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求求你“非诚勿扰”

2007年11月，陆浩来到X的时候，X已经因上市折腾了整整6年。据说，有一次他们曾经非常“接近”上市，X董事长已经无数次到香港开会，为红筹上市做准备的BVI与香港控股公司都已经设好了，也选定了B证券与A投行两家机构作为承销商，但是上市方案仍然充满了神秘色彩——始终没有确定下来。4年间，X公司外聘的审计人员因为长期养尊处优已经胖了不少。

青年才俊陆浩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此前主持了业界极具影响力的几单IPO，曾经与全球几大投行频繁交手。但对于经验丰富的他来说，这种情况还真是头一回遇到。

“4年了，审计还没开始，拿什么跟投资者谈，谈判的基础都不存在。”陆浩暗骂道。他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投行、律师、审计，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最后连个方案也没定下来。这三年半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不去理会这些了。陆浩决定排除万难先开始进行审计。审计开始后，他飞往香港，和投行大佬们商议当时的几个方案雏形。投行初步提交的方案是传统的红筹上市方式：企业在海外设立一家壳公司，用换股收购的方式将境内企业的资产注入壳公司，私募基金注资壳公司后收购其股份，从而间接持有境内公司股权。壳公司在海外市场上市，私募基金退出，即万事大吉。但是，因为担心这个方案可能会触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十号文”)的红线，因此，该方案仍然在漫长的讨论中。

“为什么不用更直接的方式呢？把中方和外方的股权一块转到上市公司去，这样不是更快吗？有什么弊端吗？”陆浩问A投行的律师王小帅。王小帅如实回答：“也是可以的，但因为我是代表投行的，投行提的那个方案，当然我也只能跟着那样说了。”听闻这个答案，“愤青”陆浩一时间无语。

“好，既然没问题，那就这么办。”陆浩决定还是趁早忘掉投行，自己独自来做这个决定。

没有了投行兄弟的帮忙，上市方案在3个星期后毫无悬念地确定下来了。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拿放大镜仔细看一下：董事长王诚天个人100%控股某BVI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一种离岸公司），但BVI在香港上市暂不可以，就再设立一个开曼公司，这个开曼公司就是上市主体。上市主体下面再设一个BVI公司，这是纯项目公司了。考虑到新税法实施后分红要交税，在BVI公司之下再设一个香港公司，这样税能减到5%。X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外资占40%，中资占60%。接下来，这个香港公司收购中外全部股权。这样，这个架构就搭建好了。

之所以投行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架构的搭建和股权转让是不用现金的，因为付款期有一定期限。于是，陆浩签了股权协议并报到东方省外经贸厅，外经贸厅批准以后到工商局办执照。与此同时，审计工作按计划推进，按陆浩的预计等真正跟投资者谈的时候，X公司3年的审计报告就出来了。

不过，虽然外资公司的40%股权可以通过换股方式进行，但是，境内公司所占的60%股权是需要真金白银来买的。因为采用换股方式，还需要到东方省商务部门去批，非常麻烦。因此，他需要引进投资者来购买这60%的股权，约20亿元人民币。

山重水复疑无路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知道金融危机一来，全球的投资者都捂紧了他们的钱袋子。

2008年3〜4月份，多数投资者基本上已经呆在家里不见人。当时贝尔斯登破产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资本市场已然人心惶惶，更重要的是，之前4年的筹备工作真是没有白做，X公司这个IPO项目已经在资本市场上被传烂了。大家都知道，一个公司天天说上市，说了4年还是上不了，说明了什么呢？当时所有的大型金融投资机构，几乎没有没去过X公司的，一传十，十传百，投资者已经基本上对X公司感到厌恶了。

这可不是能够吓倒“愤青”陆浩的局面，有条件要找投资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找到投资人。陆同学握紧拳头，暗暗发誓。随后陆同学拿了一张纸，一家家列上有可能会花这么一笔钱的公司。

“新加坡富亚投资公司比较有钱，一会儿要投资瑞银，一会儿要买花旗的韩国总部大楼。”那时候亚洲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还不大，陆浩决定把谈判重点放在新加坡。他削尖了脑袋找到了几家新加坡投资公司。虽然后者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聘请了律师、会计师做了详细的审计和尽职调查，但看起来等到最后决定，仍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多留了一个心眼的陆浩在这段时间里又接触了二十多家投资者，雷曼兄弟、KKR、贝恩、摩根等这些如雷贯耳的投资者都与陆浩展开了谈判，但结果是一致的：估值太低了。“简直是拦路抢劫啊。”愤青陆浩再次抑制不住地愤怒了。尤其是某家霸王基金，要签独家合同，权衡利弊后，陆浩最终拒绝了。一位懂行的人悄悄告诉陆浩：“宁可不做，也不能签这种合同，往往他们到后来根本不会实现他们的承诺，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占着你，毁了你，也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嘴里。”这样又折腾了3个多月，眼看到了年中，市场的悲观情绪越来越浓，陆浩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人把C私募基金推荐给了绝望的陆浩，因为没有听说过这个机构，陆浩根本没放在心上。转机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这个专攻中小型企业投资项目的欧洲岳川投资公司非常果断地决定投资X公司，而且后续的谈判出奇的顺利，陆浩开出的条件基本上都通过了，谈了一个月就拿到了钱。苦尽甘来的陆浩后来总结说，以后找私募就得找像岳川这种纯私募背景的，“有投行背景的太麻烦”。

有了投资者，陆浩立刻向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提出了上市的初步申请。陆浩的经验是因为具体的上市时间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为了减少各种突发因素干扰，递交申请越早越好。一般来说，从递交申请到审批合格需要70〜90天左右的时间，这期间企业可以自己控制进度，如果急于上市，就在答复联交所提问时快一些，如果等待时机，就可以慢一点。因为当时市场环境不好，陆浩决定在接受采访的时间上慢一点，因此半年之后，X公司按照陆浩的计划通过了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审批。

激战投行

除了琐碎的工作，陆浩付出精力最多的就是应付投行之间的尔虞我诈。

2008年，陆浩又引进了知名投行D公司作为承销商，A投行和B证券立即表示出异议。显然谁都不愿意有人来分这杯羹。愤怒的A投行开始采取暗示、明示的方式表示抗议，在感觉无效后，干脆采取了“曲线救国”策略，于是乎，一时间满市场都知道陆浩人品有问题，贪污、腐败、好色等能戴上的帽子都戴到了陆浩聪明的脑袋上。因为获得了董事长的极度信任，精明的陆浩一边稳住军心，一边装作毫不在意。最重要的是X公司的上市不会被一两家公司独揽，分散开来对自己控制局面来说极有好处。

但后加入的D投行并不满足于自己目前获得的利益，D公司主席王总干脆直接威胁陆浩说，“我们所占的份额太小了，这活儿我们可没法干了，我们不做了。”陆浩表面上不动声色，暗暗却直接将电话打到了D公司的董事长那里，“你们是打算放弃我们的项目吗？”“啊？”D董事长显然一头雾水，“怎么可能，谁说的？”陆浩暗自得意，于是笑答，“听王总说的啊，您不知道吗？”电话那边陆浩能感觉到对方脸上堆满的笑，“没有的事，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怎么能不做。”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D公司董事长一封邮件发到了王的邮箱中：“你他妈是怎么搞的？在外面胡说八道。这个项目要好好做。无论如何也得赶快把X公司给我伺候舒服了，……”鉴于D董事长盛怒之下口不择言，此处我们删去若干字。这封邮件辗转传到了陆浩这里。世道艰难，为一单生意投行大佬们竟然如此恶语相向，陆浩也不禁大发感慨。

但接下来王总的反应，又让陆浩吃了一惊。他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没法用了，居然会自己自动发短信说什么我们不做了，我们怎么会呢？”

就在陆浩刚要向王总流露出一点同情心时，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迅速发现自己其实内心还是太脆弱了。

在越来越接近上市时，A投行和B证券内部开始策略性地展开人事斗争。A投行要开除一位一直做X项目的员工。那位员工虽然功劳不那么巨大，但几年来兢兢业业，是参与项目最老的员工之一。陆浩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于是仗义执言，“你们也不着急非要这两个月把他辞掉吧，他一直在做这个项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等做完再说吧。”不过，这句话并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人事斗争的真正驱动力是利益，投行看起来风光，其实危机之下竞争更加激烈，做一个项目大约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其间完成辅导一个公司上市，可以获得公司融资额的1.5%〜3%不等的佣金，其中70%为净利润。在公司拿到的净利润中又有８％〜12％提成给负责项目的个人。为了分到更多的利益，一些投行会出现临时开除项目组员工的事情。尤其在这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年份，找到一个好项目不容易，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自相残杀也就并不稀奇了。

在这一幕幕大戏、小戏错落上演时，X公司的上市之路依然有条不紊，聆讯通过后，陆浩开始发动一切雷达寻找路演的最佳时机。这是一个老猎手最重要的工作，要知道，机会可是稍纵即逝。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最后帮助陆浩下了一个判断，5月份开始路 演。

路演之前，三家承销商竭尽全力表示自己的承销能力最强，每家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可以卖到最多。老江湖陆浩将信将疑，在最后确定承销额度时，A投行主席明确表态，“啊，当时竞争压力太大，我们说出了比较大的销售数目，那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情况，现在形势变了，我当时说的那些都不算数。”陆浩在对方理直气壮的姿态之下一时间再次无语。

路演依然要继续。陆浩此前在2007年操作过另一家上市公司的路演，当时情形一片大好，路演根本是一种形式，见投资者少说一句多说一句无所谓。但现在不一样了，市场不好，投资者十分挑剔，路演过程中X公司好比要钱的乞丐。

在半个月里，陆浩率领X上市团队、B证券、A投行以及D投行成员，口中重复着同样的演讲词在全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路演。18天，转战3大洲，5个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城市，从香港到新加坡、伦敦再到波士顿、纽约、爱丁堡，最后杀到中东。

每天上下午各三场投资者见面会，早上、中午、晚上还有餐会，从早上7：30开始，基本上是一小时一次会，一小时见一次投资人。幸好他们没有崩溃。陆浩最后的体会是，路演就是一体力活儿，身体差的人绝对不行。

（本文根据2009年多家上市公司上市经历综合采写编辑而成，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文来源：创业家 作者：丁晓磊)